特殊时期的贪腐黑洞
时间来到1992年。
这一年，在上海的女学者林喆开始撰写她关于反腐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但这本很快就写完的著作，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在安徽，基层检察官童海保明显感觉到腐败案件开始增多了。“1992年的贪腐案件一下占到了60%，后来占到80%甚至90%。”
经济领域的变革引领着中国向摆脱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型。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明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尚未退场，两种经济轨道奇妙地在中国并行了数年，其导致的“价格双轨制”使得各地的权力机构，可以“合法”大肆攫取不当利益。
当时，重要的物资，如钢铁等价格，都分为两层级——国家计划内的价格非常低廉；而进入市场流通的价格则相对较高。谁要有能力搞到批条，就可以按低廉的计划内价格买来物资，再以昂贵的市场价卖出。一入一出，权力即可轻易地变现为金钱。
学者胡鞍钢称此为权力“寻租”，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即为租金。林喆说，按照当时学者的粗略统计，1992年“租金”为6000多亿元，占国民收入的32%。
一些涉及高级领导人的贪腐大案开始出现。1995年4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贪污挪用公款畏罪自杀。三年后，北京市原市长、市委书记陈希同因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16年徒刑。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基本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双轨制离开历史舞台，权力虽然不能再从差价中直接获取“租金”，但更隐秘的寻租行为仍在持续，贪欲变本加厉。
与活跃的贪腐态势相反，曾被寄予厚望的反贪局受体制所困，终究未能如廉政公署一样，凭一己之力清除腐败。
“检察机关高级别干部的管理权在市一级党委，科级干部管理权在市人事局，财权在财政局，财权、人权都归政府管，你又怎么能去监督政府？”长期在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说。
正是在这个时候，更强劲的力量开始萌生。
1997年初，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
这一年，在高调的反腐舆论中，林喆的书终获出版。
反腐中国模式
与林喆的书出版同年，1997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其中的一条规定，让检察官们面对某些智商更高的贪腐嫌疑人时，有些束手束脚——在侦查过程中，不得传唤嫌疑人超过12小时，不得连续传唤。
一次，童海保侦办了一起警察接受贿赂徇私枉法的案件，对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探长。
来到检察院后，他将六盒烟往桌上一撂，就沉默不语了。面对反复询问，他反问说：“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说吗？”12个小时一到，熟知法律的探长起身离开。无奈中，童海保求助于纪检部门对这名警察进行了“双规”。在被“双规”的第五天，这名警察交代了受贿的事实。
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纪检机关开始成为反腐战线中最有力的机构。
在此前，中国重要的反腐力量有三支，在党的内部有纪检机关，在政府序列有监察机关，在司法序列则是检察院的反贪局。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纪委为主导的反腐功能开始加强。事实上，党内监督的力度一向是中国反腐力度的风向标。作为执政党，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官员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强化党内监督，是对政府权力制约的最有效办法。
早在1980年，中纪委拟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向全党公布。其中确定各级领导干部要接受监督，不得搞特权。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先后出台，媒体评论，党内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作为执政党内部的纪律监督机构，纪委逐步走向反贪腐的最前沿阵地。特别是在省部级高官的反腐案件中，以中纪委为主导，结合其他反腐机构和灵活办法的反腐“中国模式”已经形成。
在中国，纪委人员是比检察官更让贪官们胆寒的人。童海保说：“中国是一个崇尚权力的国家，相对于崇尚法律，人们更习惯崇尚权力。”
200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童海保连续提出议案，希望将反腐中国模式法律化，制定反腐特别法以加大反贪腐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