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下半年，原任《信报》总编辑的刘顺发被派往《竞报》担任社长。看到每年向北京日报集团要钱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刘顺发开始考虑重新自办经营。
2008年2月，北京竞报社和七彩集团共同投资2000万，成立了竞报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竞报社占51%股份。2008年，竞报的广告收入达70%的高增长，突破3000万大关。虽然自办经营的成效已经凸显，但相对报社的接近6000万的实际运营成本来说却是望梅止渴，此时竞报社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面临巨额亏损，2009年5月，竞报社总编辑谢星文向全体员工悲痛宣布，《竞报》由日报变为周报，员工由原来的220人缩为50人。刘顺发被调到《北京晨报》兼任社长，谢星文兼任《北京晨报》总编辑。2009年11月，《北京晨报》由大报改为四开小报，在此之后，两报共用一个编委会，在一起办公，后期美编、校对等人员还将进行整合，这将为北京日报集团节约一笔不小的资金和人力成本。
无独有偶，《信报》的生存也有着类似的经历。2001年，《信报》以一张娱乐为特色的都市报切入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当时北广传媒集团有着几千万元的入资，名誉社长姜昆也投入了300万左右的资金来筹备网站。但原定于2005年盈利的目标并未实现。为了维持报社的运转，北京日报集团接管《信报》。至2004年毕昆接手时，报社累计债务已达1.8亿之多。2007年11月，《信报》转型成为一张地铁报。
据了解，目前《法制晚报》、《北京晨报》等都市报也都面临亏损的压力。
面对广告份额的下降、市场的调整，报纸以主动和被动两种姿态面对着市场的淘汰。作为第一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中华新闻报》是首家主动申请自愿停刊的报纸。《新京报》社长戴自更认为，“现有体制下，市场的淘汰往往是以‘改革’和‘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的。主动退出也是市场的进步。”
劳动午报重新定位也意味着市场是无情的。劳动午报社社长王兆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劳动午报重回机关报，这也是在经过一番探索和教训之后做出的正确决定。”如同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分析，作为机关报来讲，依靠北京市总工会的资源和发行网络，劳动午报会比很多报社的日子好过。
戴自更对记者坦言，“后期，还会有报刊死掉，即使我们谁都不希望死掉，也不希望别人死掉，但只有适应市场、赢得市场的才能生存。”
怎样生存？
对于我国目前都市报的变局，喻国明对记者表示，“中国报业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在报纸洗牌过程中，报刊有生有死才是正常的。在新时期，报纸在发行大战、广告促销等传统竞争方面已经没有太多硝烟，而更多的是内容、广告走向新媒体，通过电视、网络、移动电视、手机等新的形式来多重落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增值和回报。”
近年来，很多报纸都已经将目光转向了网络、手机新媒体。北青报社社长张延平就将数字媒体作为了未来战略的重点，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未来北青报社一方面会做大北青网，并和音乐制作网站、婚礼网站来合作推出新媒体；另一方面，也会与联通等通信公司联合，未来预计在数字新媒体上会有一两亿的投入。
京华时报社也推出了《京华手机报》，并在京华网固定时段播放新闻视频《京华播报》，预计在未来几年也将有上千万的资金投入。
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传统媒体合作创办的网站和手机报，由于内容来源的单一和投入有限，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只能是报纸的锦上添花制作，其广告收入一般也是作为报纸广告的附赠，与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不可同日而语。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传统媒体对于网络、手机新媒体的盈利模式还在探索之中。
戴自更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崛起，短短几年时间强势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倒置，网络如今成了报纸不可缺的发布渠道，报纸反而成了廉价的内容提供商。而“我们的记者采写都是需要支付稿费的，有些外来稿件每篇甚至有上千的稿酬，而有些网站却无偿转载报纸的内容，或是象征性的一年付给数万元的费用，这是极不合理的。”他表示，国家应该给予传统媒体更多的关注，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吴海民认为，当前传统报纸特别是都市报纸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对于网络媒体，报纸掌握着原创新闻的采访权和发布权。一张优质的、亲民的都市报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渗透、互动，它与广大市民建立的紧密联系在较长时期里不会轻易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