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报》日报变周报，《劳动午报》重回机关报
京城都市报再洗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凤桃/北京报道
“退潮之后，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巴菲特的这句话用在当前北京报业市场同样合适。继《市场报》停刊、《中华新闻报》倒闭之后，《竞报》和《劳动午报》正式淡出北京综合类日报市场，另谋生路。
“实际上，北京都市报市场已经形成了3早报2晚报的格局，下一步谁会死掉，得走着瞧。”北京某都市报社社长说。
从数十家到五家
10月16日，记者从北京晨报社得知，为压缩成本，《竞报》在退出日报市场后与晨报社在一起运作，共用一套编委，并对其中部分人员进行整合；而北京第一张都市午报《劳动午报》也不抵亏损，宣布退出都市报市场，重回北京市总工会机关报。
其实，都市报的调整从2007年就已开始。2007年11月27日，北京第一张娱乐为特色的都市报《北京娱乐信报》(下称《信报》)改为地铁报，同年《华夏时报》由日报改为了财经类周报。
“2001年始，房地产业和汽车业广告的增长带动了都市报繁荣，到2005年，广告增长停止，新报纸还在出现，加上报纸的厚度增加和纸价上涨大大提高了成本，报纸收入的增长在逐年放缓。”《信报》社长毕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2000年以后，都市报的数量走势如同一条抛物线，2005年就是顶点。2000年，《北京娱乐信报》和《劳动午报》分别由《戏剧电影报》、《北京工人报》变身为都市报；2001年5月28日，北大文化和人民日报社共同投资创办《京华时报》，一时间，北京市场上涌现了七八家都市报；2003年《新京报》诞生，2004年《竞报》出炉，此时，北京市场上的都市报高度饱和，达数十家；而从2007年到2009年，北京报摊上经常能看到的都市报纸又只剩下5家左右。
“曾经都市报在整个报业市场上一枝独秀，也有人说都市报是暴利，但从这几年来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具体到北京市场来说，竞争是惨烈的，都市报洗牌刚刚开始。”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而毕昆认为，“2004年是最高峰，如果这之后还有人投资办报纸，那就是有点看不清楚形势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认为，北京市场存活五六张都市报纸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要有满足不同需求的差异化定位。但实践证明，北京原本差异化的报纸都慢慢走向了同质化。北京晨报社长刘顺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其实，北京几大都市报在内容上都是差不多的，就目前北京日报集团内部，综合类日报就有七八家，这就要求必须整合。”
自救或他救
作为都市报的一个代表，《竞报》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救赎的过程。
5年前，带着奥运朝阳产业的梦想，北京日报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打造了共同投资7000多万创办《竞报》，由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报社来负责报社后期的采编运营。
随着《竞报》的创刊，一批资深的媒体人被吸引而来，但报纸却在经历了一段奋发期后走向衰落，盈利困难，至2006年亏损已达几千万。在竞报社工作了四年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在这几年过程中，员工还是正常工作，但都清楚报社面临的压力很大，也有一些员工因为营业状况不见好而逐渐离开。
为了不加大亏损，竞报社决定引入外部战略合作。2007年，七彩集团(下称“七彩”)加入。在双方的合作中，七彩经营广告和发行，并承担报社所有的印刷和发行成本，而报社的采编成本仍由原股东承担。每年《竞报》的采编成本约为2000万人民币。据知情人士透露，自2004年，原股东北京青年报社和上海文广传媒在首次投入后，再也没有追加投资，《竞报》此后的运作都由北京日报集团一手张罗。
七彩集团的加入改变了《竞报》原有的发行格局，在原来的邮局零售征订的基础上增加了加油站渠道，免费向私家车主派发报纸。新的发行渠道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的大大增长，2007年，报纸发行量由原来的8万份增长到15万份。在合作期间，七彩也投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但2007年，报社全年的广告收入只有1000多万，远远不及整个印刷和发行成本。
在与七彩合作前后，《竞报》的发行的三次波折也给市场带来一定影响。在与七彩合作之前，《竞报》通过邮局在报摊点零售，合作后《竞报》开始在加油站免费派发；后来又自办发行。在三个环节过渡中，市场衔接不到位，不仅让竞报流失了一些客户，也在市场中倍受尴尬。在经过加油站派发后，有些摊贩甚至告诉前来买报纸的人，“这张报纸不办了，买其他的报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