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陈同海在案发后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两高”《意见》规定，“受贿案件中赃款赃物全部或者大部分追缴的，视具体情况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犯罪分子及其亲友主动退赃或者在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过程中积极配合的，在量刑时应当与办案机关查办案件过程中依职权追缴赃款赃物的有所区别”。陈同海案发后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表明其具有积极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根据上述规定，依法可酌情从宽处罚。
第三，陈同海向有关部门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发挥了作用。对于该行为，也应作为酌情从宽处罚情节予以考虑。
第四，陈同海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
法院综合考虑全案案情以及陈同海具有的上述法定和酌定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认为对陈同海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遂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问：陈同海受贿１．９亿余元被判处死缓刑，而过去法院曾对一些比陈同海犯罪数额小的受贿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为什么？
答：受贿数额是对受贿犯罪分子量刑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重要因素。根据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原则上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判贪污贿赂案件中也均遵循了上述原则，例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案中，李嘉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就是因为其具有立功情节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对陈同海判处死缓刑，是符合人民法院一贯掌握的量刑标准和刑事政策的。
回顾法院曾经判处的受贿案件，确实存在对一些比陈同海犯罪数额小的受贿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例如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等。这些受贿犯罪分子都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而且还分别具有拒不认罪、索贿、受贿行为造成后果极其严重等从重处罚情节，因此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法院对陈同海的判决是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对陈同海判处死缓刑，并不意味对其轻纵，是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执行刑事政策的结果，体现了法院对腐败行为的严厉惩处，同样也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