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走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误区
从贵州瓮安事件到重庆出租车罢运再到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迅速缓解了紧张局面，有的地方则民怨激愤，引发社会混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员缺少锻炼和学习，缺乏现代社会背景条件下危机管理意识和技能，在执政能力上存在缺陷。
“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来北京参加中央集中培训刚刚返回各地不久，某市就出现群体性事件，这可算是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这反映了当地领导干部处理突发事件能力没什么长进。”单光鼐直言：“核心的一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遇事要敢于担当，要走在前面，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工作。而相对于去年的一些进步，我觉得与瓮安事件等相比，近期个别地方政府在应对方面进步不大”。
现场看不见主要负责人以致惹出乱子的情形过去也出现过。例如，在池州事件中，市委书记何闽旭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再如陇南事件中，当时的市委书记也退避三舍，不敢与群众见面。
单光鼐说，领导干部亲临现场纾缓民怨还有成功的例子。如，万州事件发生时，群众把区政府包围了，几乎所有的区委负责人都到了现场。他们向老百姓喊话，言语恳切。有的负责人喊话说：万州的父老乡亲们，我来这个地方时间不长，我希望把万州搞好，发展经济，搞好人民生活。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不安，向大家表示歉意！单光鼐说，几个月后我们再次去事发地调查时，还有群众向我们提及此情此景，可见给群众留下的印象之深。
他分析道，当前基层干部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有几个非常容易出现的误区。首先，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队伍中仍有“过度政治化”解读的倾向，对群众的真实心态、合理诉求有隔膜，不能真正理解、面对，而以过度政治化解读推卸责任；其次，认识不到群体性事件有“发酵期”存在，没有做到前瞻性处置，防微杜渐；三是忽视谣言、传言的危害。在这些年爆发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中，几乎每一件都有数种谣言出现，并在群众中传播。当地基层干部对此经常冷漠忽视，不及时公布真相，以致事态扩大；四是对“死人”与社会抗议的关系缺乏认识。
单光鼐说：“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