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陷入悖论
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确立，户籍是承载这一职能的重要载体之一。为了在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具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序给予安排。
这种户籍制度并非人口登记制度，其特殊之处在于与之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都在户籍制度之外，进一步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近几年来，户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全国许多地方都尝试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很多城市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以准入条件取代各类进城人口控制指标。
但是，当前改革遇到了难题。地方政府发现，户籍制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登记制度，其核心是户口背后所包含的福利差异。当改变了户籍登记的归类方式或者放宽了落户条件之后，现行的城市财政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却无法应对加大了的负担。结果是户籍登记方式的改变没有实质内容，即作为统一的居民户口中居住在农村的那部分人口，甚至按照条件落户在城市的新居民，仍然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人口所享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果想要实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真正统筹，做到户口与权利如影随形，则遇到地方财力上的捉襟见肘，放宽落户条件的改革只好叫停。郑州户籍新政无疾而终便是这种状况的现实诠说。
剥离依附于户籍之上的福利内容，成为包括蔡昉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呼吁。
分野正在显现
事实上，在户籍改革的路径上，学界也开始出现分野。
一派主张降低城市准入门槛，渐进地剥离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另一派则主张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
长期为户籍改革鼓与呼的胡星斗就是后一种主张的代表性人物。
“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集中了全国的优势资源，北京户籍背后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期待既得利益者向自己改革，主动放弃福利是不现实的。”胡星斗说。
胡星斗认为，与其坐等二元体制的一元化，不如通过废除户籍制度，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否则，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贫困，二元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只会进一步恶化，因此，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是遥遥无期的。
废除户籍制度，将迫使各级政府逐渐放弃二元体制，比如在财政上安排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取消回原籍参加高考的规定以及高考分数线的不公平政策、解决外来人口的医疗保险等问题。
胡星斗还一一批驳了盛行于户籍改革中的“不平衡发展论”、“大城市不堪重负论”、“外来人员犯罪论”等论调，认为这只不过是维持福利、拖延改革的借口。
比如，一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发展太不平衡了，所以，户籍隔离制度是必要的。胡星斗认为，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这种论调将使改革陷入怪圈——— 因为发展不平衡，所以要保留户籍制度；而保留户籍制度，发展将更加不平衡，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各地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造成的。要跳出恶性循环，只有果断地废除户籍制度，同时，国家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放开户籍限制，过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城市将不堪重负。“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迁徙自由，该到城市的基本上都到了。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低于工业化水平，更多的人进入城市符合城市化加速的潮流。废除户籍并不意味着进入城市的人立即获得同城待遇，即使没有了户籍限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住房太贵、工作难找、教育医疗养老的障碍一时难以突破，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很多人拥入城市。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户口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拥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胡星斗说。
至于外来人员犯罪论，胡星斗认为，恰恰是待遇不公和差距拉大造成了各种仇视和犯罪。
胡星斗建议，尽快建立一套身份证管理系统。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争论显示，中国的户籍改革正行进到破除坚冰阶段，需要有更高层面的统筹和更强有力的推进举措。在北京暂住18年的老蔡，不知道也不敢想，哪一天会真正破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