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静的湖南国际山庄，孔东梅爽朗地接受提问，机敏地一一作答。
“作为毛主席唯一的外孙女，你是如何了解主席的，又如何评价你的外公？”
“作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外公，同时又是中国和世界的一位伟人，我感到他既亲近又遥远。我从没有见过他，只能靠父母的转述来寄托对他的思念。他对我家每个成员的影响都非常大，不管是个人的经历、性格的养成还是事业的动力。我小时候还不太觉得，长大后，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遇到困难，常常会看起外公的书，会给我很大很强的力量。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率领党和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为中国历史翻开新一页。读到这些书，我觉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另外，我们一家人到哪儿，人们只要知道我们是毛主席的亲属，对我们都非常尊敬。外公留下的精神财富至今温暖着我们。”
“你读的是哪些关于毛主席的书，其中有没有你母亲的《我的父亲毛泽东》？”
“关于外公的书我读了很多。读母亲这本书感触尤其很大。这本书写外公很详尽也很有感情，我读的时候正好在美国留学，是带着思乡的情结来读的，非常震撼。我母亲生活非常低调，能在晚年写这么一本书，并且又在写《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我觉得很不容易。”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主席去世，全国人民泪流成河。你还记得当时你、你们家包括外婆贺子珍是个怎样的情形吗？”
“我那时只有４岁，太小了。当时，我们家设了个灵堂，保持了多年，我爸爸妈妈一直都祭奠外公。我们搬了新家后，灵堂至今还保留在老的家里。”
“你的外婆贺子珍是１９８４年去世的， 那时你已经１２岁。这１２年间，你对外婆是个什么印象？”
“她一生特别坎坷。她与外公十年夫妻，是外公最艰难的阶段，从井冈山到延安。他们生过６个孩子，活下来就我妈妈一个。她后来到苏联去，回国后又不能跟我外公生活在一起。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她非常不容易。从另一个侧面讲，她又很传奇，在外公上井冈山之前，她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印象中晚年的外婆，待人非常善良和热情，对我妈妈和我非常好，对待井冈山、长征、延安老战友和老战友的孩子们慷慨相助，自己却十分节俭。我的爷爷、奶奶，也就是她的亲家每次到上海，她都会去商店买上两大箱东西。然而她自己十分节俭，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两千块钱、一台电视机和非常简单的衣物。”
“你外婆生前有没有跟你谈过外公？”
“我太小，没有记忆了。但外婆跟我妈妈常常提起外公，我妈妈总带着我外公的关心关怀、包括他送的一些东西给外婆，勾起了外婆的回忆。”
“你性格中有没有外公和外婆的成分，谁的成分多一点？”
孔东梅呵呵地笑了：“肯定会有的。比如我为人比较直率。”
作为外孙女的孔东梅，是如何看待外公毛泽东与外婆贺子珍情感波折的呢？在《翻开我家老影集》一书中，孔东梅写道——
即使作为外孙女，我觉得也毋庸讳言：外婆十年苏联之旅，从头到尾由一连串的决策错误组成……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具备了足以评判外婆的经验。这里要写的，一是那些公认的和她自己也承认的错误，二是为什么出错。当然，只是最粗浅的分析。后人总是一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得以省力，一边又苛责前人长得不高，这是我尽量避免的倾向。
十年军旅生涯，给外婆颁发的不是纪念章，而是深埋体内的十余块弹片。这给她带来的痛苦，非我们这些毫无体验的后辈所能理解。
众所周知：抗战初被友军误伤的林彪，不就赴苏治疗多年吗？给妈妈（李敏）起名的邓颖超不也以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治疗她在长征中发作的肺结核吗？外婆本来也是想在国内解决问题，她想的是当时医术最高明的上海。可惜又耽误了时机。
外公有自己的看法：延安现在穷，但会发展的，也会有自己的医生，条件会好起来的，何必非大老远去苏联呢？这也已被事实所验证，如果外婆不走，肯定会得到来华并到过延安的名医——比如非常佩服外公的白求恩大夫精心的治疗。
外婆要去苏联学习，她要为自己争口气，这种自强自立的心态到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不过，外婆到了那里才发现；苏联固然有其先进发达乃至可爱之处，但各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更不要说语言文字，自己学起来绝非一日之功，而且即使懂了也不免被歧视之嫌——这实际到今天也是全球的通病。要不，我怎么出国之后就更加爱国了呢？
外婆也对自己出国另外一个原因——夫妻矛盾做了认真的反思。她认识到自己不该伤丈夫的心，这是指“从此诀别”事件——外公和老战友曾志（陶铸夫人）提过此事：她坚决要走，我留不住，就派勤务兵去追她。勤务兵听我的安排，不让她走，她就写了“从此诀别”四个字让带给我。这件东西现在还放在我的公文箱里哩。
她认识到不该拒绝丈夫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延安、西安、新疆，只要是她经过又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丈夫都派自己和妻子共同的熟人去反复做工作。比如在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火车那段时间，自己的老战友、好朋友彭儒夫妇在外公恳请下来做工作——他几乎已经动员过所有自己可能动员的人了。
看来，丈夫还是爱自己的，对急躁易怒的脾气也有自我批评，对妻子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一直在耐心地说服。这对于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全党领袖的外公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如果外婆当时能做一些换位思考，也许夫妻生活就完全是两种样子。不过，这些直至今天还只是为国人仅知皮毛的心理学术语，又怎能苛求几十年前战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先辈当时就心知肚明，并投入实践呢？
１９３９年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邓颖超陪同。外公托他给外婆带去一封信，开头写道：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他借此委婉地向外婆道别，外婆在此听到外公再婚的消息得到了确证。而刚强的她又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痛苦，只有每晚把泪水咽到肚里。
外婆犯的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学习治疗无望后，仍然客居它乡。她的同学、好友就一针见血地当面指出：你不想回去，无非是怕毛面子。可现在你没回去，就没人说这说那了吗？中国那么大，解放区越来越多，陕北做不下去，可以去其它地方嘛。你是中国人，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这里不是你的家乡，不是久留之地啊！
不久，与外婆一同赴苏的战友回国后，说出她在异国痛失幼子、终日以泪洗面的真相。外公大为震惊，做出把妈妈送到苏联让她们母女团聚的决定，也许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在外婆饱受异国熬煎的同时，中国大地上的抗战烽火也整整燃烧了八个年头。她的父亲和母亲、我的曾外公和曾外婆贺焕文、温土秀也在此期间先后离别了人世。外公的战友项英料理了我曾外公的后事，曾外婆则在得到外公毛泽东多年奉养后逝世于延安。
１９４７年，外婆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
母女俩有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外婆的人生因此而改变。只不过，改变她的以前都是强有力者，而这次则是１１岁的女儿。那次，外婆故意轻描淡写地问妈妈：“娇娇，妈妈给你找个爸爸，好不好呀？”妈妈当是不加思考地喊道：“不要！”这一喊，击碎了外婆实际上很脆弱的梦。她绝望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妈妈茫然不知所措了。多少年后，妈妈在回忆录中追悔莫及。
潜藏在外婆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七年后向她砸了下来。那是１９５４年在上海时，外婆偶然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 的声音在宣读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外婆的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在妈妈面前第一次流下眼泪。他托女儿带去一封信，劝外婆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和外公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烟，对身体不好。他还托妻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丈夫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的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
１９５９年，告别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外公登上江西庐山。江西是外婆的家乡，也是他们共同生活、战斗多年的地方。在这里，他与外婆老友曾志谈话后受到启发，决定和已经分别２２年的妻子见上一面。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认识外婆的熟人甚多，为防不必要的麻烦，会面是极其秘密的。
由于这次会面，外婆对庐山格外眷恋。其后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５年之夏，她都曾上山休养。外婆重新拾起了烟，其中她长期抽过的一种中档经济烟就名为“庐山”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