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倡议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激起全球回响，但暂时还绕不开IMF乃至国际经济体系的权力分配问题
《财经》记者 张翃 李涛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领导人聚首前十天，中国把“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摆上了桌面。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了行长周小川的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摘要附后)，时间是17时40分。而五分钟前，该文的英文版先行发布，题目更为直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周小川提出的问题，是经济学家特里芬早在40多年前就指出的：储备货币如果由某一国家发行，该国必然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无论该国是否有意为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理想目标”，就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尽管周小川同意这“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是“长期内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他认为，可以充分考虑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并具体给出了拓宽SDR使用范围的四条建议。
亦真亦幻SDR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革命理想’。”对于将SDR发展成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如此评价。
SDR自来到世上，就被寄予充当世界储备货币的厚望。当时世界仍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这种安排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的需要。IMF遂于1969年创立了SDR，以期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补充。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4年宣告崩溃，各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信用优良的国家得以承担起了国际放贷人的角色。这种情况下，SDR的作用也就日渐被忽略。今天，SDR仅能作为IMF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账户计价单位，虽然IMF成员国之间可以通过SDR的转移拆借资金，但它远不是可以用于实际支付的货币。
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曾在IMF任职多年的汪涛介绍，SDR开始运转的时候，美元已经具有难以撼动的强势。而各国政府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规定，接受SDR用于交易，于是人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采取这种人为创造的计价单位作为等价交换物。
按李稻葵的说法，即使有了政治上的意愿，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也不是一个国际条约能签出来的”，而必须是投资者和国际贸易各方，都愿意用这种货币进行交易或投资。所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开始推行，必然涉及与现有主要货币之间的交换关系。
“如果SDR要发展起来，比如说发行SDR计价的债券，那么，现在全世界持有美元的投资者要购买这种债券，就会要求SDR和美元的汇率要稳定。”李稻葵说，“如果波动性很大，投资者为什么要承受这个风险？如果SDR跟美元挂钩很紧，那人们干脆就使用美元了，为什么要SDR呢？”
所以，他认为，要使SDR成为国际货币，应该在世界上已经兴起一两个大规模、强有力、能跟美元制衡的国际化货币时，才有可能。因此他强调，不能忽略周小川文中指出的，这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
也正因几十年来美元地位一直“无与伦比”，即使在IMF内部，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也都接受了SDR只是一种计价单位的既成事实，基本没有关于发展SDR的讨论。“当时会觉得这样的设想很荒谬。”汪涛说，“但现在大家纷纷参与讨论，就是因为短短一年之间，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正如欧元的设想在提出之初也被当做“痴人说梦”，汪涛认为，现在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也许随着形势的发展，通过探索实践，可以成真。
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大国，能够提出一个不是“异想天开”、又不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储备货币的建议，“符合中国目前的身份和地位。”
或许，通过发出这样一个声音，中国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IMF改革先行
SDR若要有所发展，发行者IMF无疑须扮演关键角色。
在历史上的金本位下，货币发行以重金属储备为后盾，而当今的货币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王君指出，这要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当局负责任，给人以信心、有政治上的独立性，能够对货币政策进行判断和实施。
“这并不是IMF通过自身建设就能做到的。”汪涛说，因为SDR作为一种货币，并不能凭空创造，其发行需要有一定的资产(很可能是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作为后盾，“这就需要成员国对其授权”。
王君进一步解释，货币其实是发行当局的一种负债，比如中国央行发行100元人民币，就相当于承认，任何人拿着这100元人民币就能买得到东西。“如果IMF有承担这种负债的权力和能力，那么这是它的成员国集体赋予它的。”
而IMF现在是一个由185个成员国组成的加权投票结构。如果IMF将来成为“全球央行”，其决策也将取决于这个治理结构。
目前，美国在IMF成员国中享有最大比例的投票权(超过16%)。而IMF的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超过85%的投票权门槛——这意味着，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同意推行SDR，他们还是会在关于SDR发行、分配等的所有事务上占支配地位。“又跟美国挂钩，又流于形式了。”李稻葵说。
“绕来绕去总是回到投票权的问题。”王君认为。因此，他对SDR设想的第一反应就是，在IMF建立在份额和投票权基础上的实际控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个建议是很难取得实质进展的。
IMF现有的成员国代表性权重，与该组织60多年前建立之初的原状相差无几，已经远远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quota，相当于一国加入IMF认缴的资本金)和投票权，远低于占世界经济的权重。
挡在IMF改革路上的两块“巨石”，一是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二是一些欧洲国家远高于其占世界经济比重的份额和投票权权重。而IMF的常务执行机构——执行董事会的24名执行董事，来自欧盟的占了8位。
因此，3月24日在IMF网站上发布的一份“IMF治理改革”报告提出，把欧盟国家的执董席位缩减到2位至3位，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腾出”地方，这是加快IMF决策和管理层重组过程的关键。
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是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于去年9月委任成立的“IMF治理改革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九位政府官员或学者，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在其中。
报告提出了八条核心的改革意见，包括加快份额的修订过程，重组管理层和决策机构，扩大IMF的监督职能，把关键投票权门槛从85%降低到70%－75%，引入更为透明的IMF总裁和副总裁选举机制等——一直以来不成文的惯例是，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
“改革IMF治理结构的关键，还是份额分配的改革。”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对《财经》记者说，“份额的总量不增加、结构不调整，就不可能解决IMF的代表性问题。”
份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既表示一个成员国向IMF认缴资金的数额，又是其投票权计算的基础，也关系到一国可以从IMF获得融资的额度。
葛华勇说，这一报告需要先经执行董事会讨论通过，部分决定还需经全体成员国财长或央行行长组成的理事会，以85%以上的得票率通过，才可能产生实际效力。因此，美国的意愿仍然举足轻重。
小知识：
SDR(SpecialDrawingRights),“特别提款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计划和运作处提供的资料说明，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最初是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创设，后称为“特别提款权”。最初每特别提款权单位被定义为0.888671克纯金的价格，也是当时1美元的价值。＞＞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