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问题上，中国近代历届中央政府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尽最大努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在清王朝覆灭之后的民国和国民政府执政时期，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一直没有改变。1943年5月，国民政府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在会上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突然对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说：“听说中国正在向西藏大举增派部队，准备进攻西藏，那个国家现在很恐慌。”宋子文当即回应：“西藏可不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英国间所签订的全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当天，宋子文即将此事电告重庆的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回电明确答复：丘吉尔的说法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必须坚决反对。
二战结束后，美国要防止远东地区反美势力控制政权，美国外交人员分析认为，达赖喇嘛的宗教势力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这种思路很快主导了美国的西藏政策。1
1951年秋，在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后，拉萨当局严守着协议内容，但拉萨外围地区的部落首领及喇嘛因利益受到触动，一些在藏区颇有势力的商人开始组建队伍，准备武力对抗中央政府。
1954年，达赖喇嘛赴京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但在西藏的康区，一场叛乱已在酝酿。1956年，康巴地区的理塘寺爆发了数日激战。理塘寺的一名喇嘛佯装成商贩逃到大吉岭，接着去拜访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他是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员。
中情局为了参与西藏叛乱，从康巴叛乱分子中挑选了六名藏人，秘密地用飞机从拉萨运到太平洋岛屿塞班岛。理塘阿塔诺布，是秘密无线电通讯小组的唯一幸存者。
经五个月训练后，诺布及其一伙就带着无线电通讯装备，被空投在拉萨附近，成了首批从美国潜入西藏的叛乱分子。他们的生存，他们跟叛乱武装接触和向中央情报局汇报的能力，将决定美国介入西藏的下一步行动。1958年底，中情局决定训练更多的藏人。为此在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成立秘密训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