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提供借鉴
上海证券报:次贷危机会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
巴曙松:中国经济已经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因此,要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调整放到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中考察,这样才能获得更为全面和宽广的考察视角。在特定意义上来说,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高负债、高贸易赤字等结构性问题,与中国的高外汇储备、高贸易顺差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因此,为了预防类似的全球性剧烈经济调整再次出现,中国也需要主动调整当前这种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
上海证券报:很多人认为金融衍生产品是罪魁祸首,您怎样看?
巴曙松:应该客观看待金融衍生工具发展对于金融体系的影响。
实际上,金融衍生工具所具有的对冲风险、分散风险、价格发现等基本功能依然是有效的,包括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在内的衍生品是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的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产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没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对其监管也没有场内交易产品严格。
与场外交易相比,场内衍生品市场定价更加规范。因为场外衍生品交易多为协商确定,产品结构复杂多样,这样非标准化的产品增加了投资者的认知难度,也使得产品流动性不高,导致产品较难正确估值,信用衍生品就属此类。场内衍生产品则多数属标准化合约,产品结构简单,集中报价的方式使其定价更加规范,估值公允且流动性好,信息披露严格。场外衍生品交易是由交易双方通过直接协商来决定,双方以信用担保或者交纳一定保证金担保履约,监管环境宽松,导致信用风险很高。
次贷危机的爆发也引发了对股指期货等的担忧。实际上,在交易所集中交易的股指期货是场内产品,与次贷、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等有很大的不同。目前,世界多数股指期货交易所均建立起比较规范、完备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价格限制制度、保证金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持仓限制及大户报告制度等。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也为中国发展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警示,但不应成为我们金融衍生品发展的阻碍。我们应该在美国的监管问题上吸取教训,从金融衍生品的产品设计、规则制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做好准备。比如,由于金融衍生品对投资者的专业性要求较强,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参与,在股指期货市场参与者方面要有更严格的要求,使得股指期货市场真正发挥其功能。
中国应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上海证券报:中国能否凭借独特的优势在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大调整中获得机遇?
巴曙松:中国有可能通过恰当的政策操作把次贷危机的冲击降低到最小限度。
中国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可以使得中国在这一轮全球的大调整中获得机遇,比如: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强大的综合国力、强大的财政支持,可以进行一系列减税的措施和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目前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同时,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认可,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些因素,都对当前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关键是宏观政策要善于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上海证券报:我们如何对可能出现的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特别是贬值做好准备?
巴曙松: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存的主要盯住美元、实行管制的汇率体系可能会面临空前的压力。
为此,人民币汇率机制应当更为灵活,降低与美元的直接关联,同时注重美元可能出现的贬值趋势及其对港币等汇率的影响。
上海证券报:如果美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低迷不振,我们该如何应对?
巴曙松:中国经济应当做好美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低迷不振的相应预案,寻求内需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尽管几大商业银行都参与了对"两房"和雷曼兄弟相关债券的投资,但由于中国金融机构投资的美国次级债券总量不多,短期内次贷危机造成的直接冲击较小。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深刻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因此,中国经济应当做好美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低迷不振的准备和预案,积极寻求内需等新的增长点。
美国和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对于东部沿海出口导向型的地区来说,国外需求的下降将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从内部来看,受国内成品油、电力及初级能源产品价格扭曲、工资上涨、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居高不下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内在压力。为应对次贷危机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压力,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和成功转型,内需的启动将成为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