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在20世纪的重要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的美国观能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至远至深
在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中美建交30周年到来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洲雁同志的《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浏览之余，感触颇多。
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的美国观能像毛泽东那样影响历史至远至深。面对美国，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一个国家的代言人在与美国打交道。因此，他对美国的许多认识和分析，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见解，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甚至是中国人民的美国观。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充满了发展和变化，他在不同时期对美国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也充满了变数，其中有许多的经验，也有许多的教训。认真进行总结，对于今天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当然，从几百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史来看，毛泽东又是一位普通的历史人物。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他曾经接受过美国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作为有个性的政治家，他曾经结交过大量的美国平民朋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甚至很乐意跟美国这样的对手打交道。他像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个人好恶，也像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认识局限，而这些个性化的东西在面对美国的过程中也必然会表露出来。可以说，作为一个既普通而又特殊的中国人，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了神秘的个性化色彩。面对美国，他也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之谜。
然而，真的是不可解么？当我们读了唐洲雁同志的《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了解了毛泽东一生对美认识的全过程之后，有些问题也许便能够从中找出具体的答案。
70年来，毛泽东美国观的形成和发展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从初识“美利坚合众国”，到最后定位于“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判断，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
如果从1907年前后读到《盛世危言》算起，到1976年去世为止，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将近70年的发展历程。70年来，毛泽东美国观的形成和发展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从初识“美利坚合众国”，到最后定位于“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判断，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指出：所谓“超级大国”，不仅指是军事上实力强大，而且是指经济上的发达国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原子弹多，也比较富”，并且企图称霸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它包含了毛泽东早年关于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和“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这样两个方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美国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征。
当然，该书对毛泽东美国观的把握，绝不仅仅局限于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这样一个简单的层面。作者认为，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不断发展变化，由于美国在20世纪中美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反复变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立场，变换过不同角度，认清了不同侧面，把握了不同特点，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从而不仅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特征，而且在其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上，都经验了若干个小的反复和循环，构成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轨迹。具体说来，在青年时期，从最初接受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身上的“美国精神”和杜威实用主义等“美国思潮”的影响，到巴黎和会后认清威尔逊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在改良运动中推行美国的门罗主义和新村模式，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第一次大的思想转变。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到抗战时期着眼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把美国看作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友邦”，这是第二次大的变化。在抗战时期，从呼吁中美两国“联合对敌”，到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再到在“抗日、民主、团结”的旗帜下“放手与美军合作”，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促进中国民主改革，这是第三次大的变化。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中立美国”，到开展“中间地带”的革命；从直斥“美蒋反动派”，到提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争取“和平、民主”的曙光，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从对美国的“不承认”，到对苏联的“一边倒”，这是第四次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从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到推动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谈判桌上的较量”；从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到两次炮击金门；从“超英赶美”，到“东风压倒西风”；从“两个阵营”的全面对抗，到第二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从中苏大论战，到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从“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到“反帝反修”双拳出击；从“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到支援亚非拉，支持“世界革命”，这是第五次大的变化。到了晚年，从“联美抗苏”，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到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第六次大的变化。而在上述每一次大的认识变化后面，还有若干历史条件、思想观念和对美策略的具体变化和发展。作者在书中采用抽丝剥茧的方式，给我们一一作出了历史的呈现，揭示了毛泽东美国观发展演变的思想轨迹。
70年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还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征。作者认为，青年时期，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特点是注重接受新思潮和新观念的影响，学以致用，初步表现出注意把握时代精神的世界眼光；从建党到大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注重从理论上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从实践中揭露美国与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现实，阐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性质和纲领，找到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道路，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威力；抗战时期，从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美国，注意把对美认识转变为实际斗争的政策方针，打好“美国牌”，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务实性和策略化的特征，体现了统一战线国际战略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有机统一；解放战争时期，注意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真实面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上世纪50年代，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周边国际环境，与美国进行了正面斗争和直接对抗，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以战争求和平的战略策略；60年代，既反帝又反修，打倒一切反动派，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信念；到晚年，更加注意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来处理中美关系，对美认识实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强化了其美国观的务实性特征。
毛泽东的美国观也有某些主观性和片面性
无庸讳言，毛泽东在对美认识和交往的过程中，也产生过某种偏激的情绪，作出过一些主观的判断，形成少数片面的认识。作者认为，这些认识局限，不仅与对美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片面性、多变性有关，而且与毛泽东维护国家、民族、阶级和政党利益的迫切性与现实性有关，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别观点、结论的抽象化、绝对化理解有关。此外，还与他的个人好恶、脾气性格有关。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战略家、思想家，其个性中既有“虎气”，又有“猴气”，是原则性与灵活性、斗争性与策略性的统一。而在与美国的交往和斗争中，其“虎气”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虎气”，主要表现为他敢于向美国这样的强者挑战的斗争精神，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喜欢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世界旧秩序、旧传统，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可能为某种革命热情和斗志所鼓舞而忽视敌我力量的对比，从而造成对美认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他的美国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性。客观分析和认真看待这种局限性，对正确处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将毛泽东的美国观置于历史的场景中，置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从而使“观念”与“历史”达到某种统一
正是为了厘清上述毛泽东美国观的历史轨迹，揭示其发展变化的主客观原因，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努力以毛泽东一生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外在的客观活动来发掘内在的主观世界、心路历程，把握他面对美国的世界眼光、发展思维和务实精神；着重从他一生与美国直接间接的学习、接触、交往和斗争中，来考察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美国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讲清他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到军事上的对抗、从冷战到缓和等这样几个转变的关节点；努力理清其发展变化的思想脉络，以及由此带来的外交策略的转变与调整，从中把握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并为今天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书既没有局限于从纯粹哲学、政治、外交、文化等观念角度去透视毛泽东和分析毛泽东的美国观，也没有单纯从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角度来探讨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而是通过对毛泽东头脑中美国认识的来源及其支撑系统，包括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客观展现，将毛泽东的美国观置于历史的场景中，置于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从而使“观念”与“历史”达到某种统一。正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言：“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思想观念是通过吸收各种来源而形成的，而且在系统化之后，就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应用。”（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田松年等译《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这就是说，“历史”与“意志”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观念”的发展，而观念史就成了主客观诸多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美国观》一书努力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以助于拓宽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视野，推动中美关系史、中共党史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无庸讳言，由于作者重在历史资料的梳理，对于“超越文本”的意义分析便难免有所忽视；在检讨毛泽东美国观的同时，对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尚缺乏足够的对比分析。这给作者今后的研究和读者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宋贵伦/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