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来电来信主要是反映什么？”
“什么都有。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工厂欠薪，二是单位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其中反映欠薪问题的占30%。”欠薪和拒签劳动合同，本应找当地工会解决。但由于外来工大多不了解维权途径，著名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事无大小都找她。
“人大职能是‘反映’和‘监督’，而非直接参与行政，人大代表则只有职权，没有实权。我不能直接干预他们和工厂的纠纷，只能指引他们找相应的机构和部门解决，或者帮他们把问题反馈到职能部门。”
但很多农民工都不理解。问题顺利解决则已，万一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他们就认为胡小燕没有履行“职责”，再打电话过来，往往是张口就骂。
“这也不能怪他们。很多农民工读完中学就进城打工，根本没有机会学习法律，更不了解各个国家职能部门的作用。所以我建议把《劳动合同法》编入中学课程，哪怕是一周上一节课，让他们多了解些法律和维权方面的知识，就不会出现这种尴尬。”尽管不断努力，但“理解万岁”这个词，在胡小燕和农民工之间仍然只能单向发挥作用。
而即便是亲如丈夫，也只能在生活上支持她，难以替她分担内心的压力。
“他脾气急，如果看到别人侮辱我，会比我还生气。”
一天中午，胡小燕又头疼不已，胡乱吃了两片止痛片，把手机交给丈夫充电，自己倒头就睡。“充电时他好奇地看了一条短信，那人骂我骂得很脏。他马上大发雷霆，叫我不要再用这个号码了。我劝了很久，才让他稍为平静下来。”从此，她再也不敢让丈夫碰那部“定时炸弹”似的手机，受了委屈宁愿独自消化。
“压力大的时候流过泪吗？”
“他们骂我时我没流泪。但有一次丈夫受不了外面的闲言碎语发脾气时，我忍不住躲进隔壁房间哭了。我心里想，我这是为什么呢？无论怎么做都没有人理解。”灯光下，胡小燕眼内闪动着泪光，她以低头喝水的动作掩饰内心的激动。
如何代表
“你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孤军奋战。何不向其他老人大代表请教一下，看他们遇到这些问题时有何高招？”记者出了个主意。
这次胡小燕笑了：“我问过啊。有位老教授告诉我，他也经常被人追着跑(要求处理权责范围外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条件都不一样，他的经验我很难借鉴。我也和另外两位农民工代表交流过，他们的情况倒是跟我比较像，但他们的手机没有曝光，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
旁人的经验无法借鉴，胡小燕只能继续用自己的土办法打拼。
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大职能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
当上人大代表后，她每个月都要不定期到广州开会、学习；省人大或工会组织的调研活动她都尽量参与；函授大学的课程不容轻忽；媒体的采访也占用了不少时间……与此相对的是，每个月她只有两个休息日。
所以，“挤”时间是当前第一要务。
上班时，她总是利用工作的间隙抽空回复短信；下班回宿舍匆匆吃完饭，马上就坐在电脑前收发邮件，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上网搜索信息，或者咨询其他人。“有一次，我上午、下午、晚上分别跑了三个地方参加不同的活动，第二天瘫在床上怎么都爬不起来上班。”
在记者采访前一周，胡小燕和江门的人大代表一起进行了几天的调研。这种活动对接触基层、征集意见非常有用，但花费时间和金钱都很多。“工会和人大有组织，我就去。如果自己想去远一点的地方调研就无能为力了。一是没时间，二是没钱。”
前阵子，有少数外地的农民工通过邮件和信息向她反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造成的问题，“对于这些少数人反映的问题，一般要通过调查核实才能反馈上去。但是至今我还没有这个条件去调研。毕竟我不是全职的人大代表，还要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
“本职工作、人大职责、家庭责任，这三方面都很重要，目前我无法做到完美的平衡。”
听着胡小燕的感叹，记者想起近期大家都在热论的人大代表职业化问题：“全职人大代表，未来并非不可能实现。也许那才是解决你目前困境的最佳方式。”
胡小燕想了一下，眨眨眼睛反问：“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别忘了，我碰到的不仅是时间与金钱的问题。农民工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会不会脱离他们这个群体。人大代表职业化，难免减少跟基层接触的机会，农民工会怎么想？那时农民工人大代表也许就会失去了它的意义。”
胡小燕说，她还没能找到“如何能够把人大代表做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她很释然：“有些矛盾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我就不多想，先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最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