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行事
“为什么不向媒体澄清呢？”
胡小燕摇头：“有一个当天(3月19日)在场的记者提出过帮我澄清，我说不用了。”她没有解释原因，但相信基于此前发生的一切，她对媒体已失去了信任。虽然事隔数月，她重新调整心态坐在我们面前，然而这种不信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记者试图问及这些压力对她的影响，一开始她举例：“有几次工会找我做户外咨询活动和电台做节目，我就想如果我去了，他们会不会又说我在‘作秀’……”
话没说完，在场另一位记者打断：“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如果你自己都怕别人说的话，那你还能做什么！”胡小燕马上表示：“我不是怕，三四月他们天天骂我，如果怕的话我就坚持不到今天了！”看到记者满意地点头，她似乎松了口气。
这一段插曲后，“压力”一词仿佛成了禁忌，无论怎么引入，她都回避再谈。“我很少去想这问题，有压力就当成动力吧。”“他们骂我，我就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不生气的。”
被公众言论暴力伤害过的胡小燕在媒体前，习惯于下意识地进行自我保护。当舆论导向与真实情感发生矛盾时，她拒绝打开心扉，以避免新的质疑与伤害。
为缓和气氛，记者转移了话题：“当上人大代表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时她出人意料地从柜子里拿出两张装订好的A4纸：“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已经提前写好，不用谈了。”此时的她信奉言多必失。
就这样，第一次访谈在几次冷场后无奈地结束。
孤军奋战
第二次来到新明珠厂房时，胡小燕有点意外：“该说的都说过了，你还想了解什么？”这次是单独会面，记者直接搬起椅子坐到她身边，告诉她，就是想坐近一点聊聊天。
缩短了距离，也成功摆脱了恼人的问答模式。
“我也是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没压力，怎么可能不生气？”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渴望理解的。
24小时的电话和短信轰炸，对每天还要应付高强度工作的打工妹来说绝对是疲劳战，“晚上不关机的话，根本没法睡觉。”而短信内容虽然大多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又不得不逐一翻看，因为怕遗漏真正想反映问题的信息。
那段时间，巨大的心理压力令胡小燕时常头痛欲裂。
省人大和三水区人大负责人曾特意关照她：“你可以暂时关机，不用这个号码。”
“但我担心关了机，真正有问题的人找不到我，误解会更深。”有朋友建议她，可以采用移动的中文秘书服务过滤掉一些侮辱性信息，减轻心理压力。胡小燕采纳了这个建议，却马上遭到了一片口诛笔伐：“我作为农民工电话都舍不得多打，你作为农民工代表竟然还配有‘秘书’？”……看到这些评论，她只好把中文秘书取消了。
“那种压力根本无法想象。”距离近，记者可以看到她眼圈开始泛红。
“想过放弃吗？”
“没有。我们老家重男轻女很严重，我家只有三姐妹，从小到大都被人欺负，所以养成了倔强的性格。越是艰难，我越要坚持下去。”
这种不易屈服的个性支撑着胡小燕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微笑着坚持下去。但也是因为不甘在人前示弱的倔性子，使那段日子的她倍感孤独和压抑。
胡小燕的车间负责产品最后的质量把关，她同时还担负着培训基层人员的责任。以往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即使升任副主任，很多事情她依然喜欢亲力亲为，经常手把手对所有员工进行技能培训。而当她因为压力过大而不得不减少在车间亲自动手的次数时，部分基层员工难免感到不理解。
对此，她从来没有解释。不管听到了什么样的谩骂，休息得多不好，头有多痛，只要在人前，她就强迫自己露出若无其事的笑容。
然而，不向任何人诉苦，也不向媒体澄清——这相当于关闭了所有向外界寻求理解与援助的窗口。
单向理解
要不被敌人打倒，就得积极进攻。胡小燕清楚，她的敌人不是农民工，而是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以及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沟通障碍。
“我报读了函授班，平时有时间就上网学习。自己懂的还不够多，如果不尽快充电，就不能更好地替农民工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消除误解。”
以来电和信息的内容划分，农民工对胡小燕通常有两种态度：部分人极端不信任她，恣意辱骂；另一部分人则把她当成了救世主，祈望所有问题都能从她这里得到解决。
与后者的沟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