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日消息，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大力推进安全套易得工程，力争“十一五”期间做到安全套发放100％进娱乐场所和企业。（资料图片） 中新社发 冯磊 摄
2007年7月11日，“中国计划生育第四届生殖健康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安全套时装、婚礼服等创意展品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中新社发 鲁谷 摄
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
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55岁的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领导一家非政府组织(NGO)，继续艾滋病的防治。
从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与这种敏感的绝症打了23年交道。其间，这位被HIV感染者称为“关妈”的女性，直面多次挑战与选择
★ 本刊记者/ 蔡如鹏
年过花甲的关宝英身材高挑，衣着考究。一头大波浪卷的披肩发和淡淡的口红，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发卷做头发，然后才开始洗漱。”她说，“这样，不仅能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也会让自己感到更自信。”
家境的富足让关宝英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烦恼。虽然青春不再，但她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喜欢逛街，定期美容。约人谈事时，也爱把地点选在咖啡厅，要上一壶价格不菲的普洱茶。
但当谈到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现状时，这位平日里一脸笑容的退休官员，便忧虑加自责地说，“我们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时机”。
从1985年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已经和这种绝症打了23年交道。HIV感染者们亲切地称她为“关妈”；西方媒体称，“中国阻止艾滋病，需要来自关宝英这类人士的努力”。
第一次接触患者：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1975年，在结束7年插队生活后，23岁的关宝英回到北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
但毕业时，她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从事疾病预防工作。一年半后，又借调到市卫生局负责筹备组建防疫处，直到正式调入。
这一去就是26年，直至退休。
这让她有机会接触艾滋病。1987年，北京市成立了首个性病防治专业机构——皮肤病防治研究中心，关宝英负责分管性病艾滋病工作。不久，她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触动太大了！那是1990年，佑安医院收治了一名援非(洲)的医务人员，被确诊为艾滋病。我去病房看过一次，就跟国外宣传画上的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仿佛一个大骷髅。”
尽管作为医务人员，关宝英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她仍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回家后，把全身上下的衣服脱在门外清洗后，才进家门。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佑安医院在这名患者死后，将他病房内的所有物件全部焚毁，床、板凳、桌子、被褥??连他交费时给的美元，也放在微波炉里烤了又烤。
1995年的一次考察，让关宝英对艾滋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最早发现艾滋病的美国。
“在那儿，艾滋病患者并不像国内隔离治疗，而是与其他普通病人混住在一起。一些社会工作者还自发地帮助感染者争取合法的权益，比如救济、医治、工作等。”
在半个月的考察过程中，给关宝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挂在一个艾滋病患者床头的照片。照片上这位患者与一名好莱坞当红影星相拥而笑。看完，关宝英觉得很惭愧。
回国后，关宝英改变以往站得老远和感染者交谈的工作方式，试着与对方握手。第一次握手，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比她还强烈。
也正是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关宝英开始走近他们。之前，她去病房了解情况，他们甚至不愿让她看见自己的脸。
直面男同性恋人群
1996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在它的影响下，北京市开始对吸毒人员、男同性恋和性工作者这三大艾滋病高危人群实施干预。
但那个时代，政府的防治政策仍以“堵”为主，措施也仅限于教育宣传。“这三类人群都属于违法人员，行踪非常隐蔽。别说教育了，想见一面都难。”关宝英最初的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
有一次，经过反复沟通，一个男同性恋组织终于同意疾控人员参加他们的聚会。这让关宝英兴奋不已。聚会地点约在西单附近的一个书屋，可当关宝英和另一位男同事快走到时，她却站在路边不动了。
男同事问，“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有些害怕，不想去了。”男同事逗趣地说，“你害怕什么，他们对你没兴趣。”
关宝英听完笑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刚才由于紧张，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是关宝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男同性恋人群。虽然这群人说话、举止有点怪，但她发现，他们并没有敌意，甚至还有些可爱。
上世纪后半叶，由于防治措施脱离现实，艾滋病在中国由传入期演变为扩散期，在高危人群中迅速蔓延。
由于社会的普遍歧视，当时感染者根本不敢暴露身份，不敢通知单位，也不敢告诉家人，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关宝英记得，那时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很清秀”，因为高烧不退，住进同仁医院，被确诊为艾滋病。当时需要转院治疗，但患者担心单位知道后会开除他，希望院方不要透露病因，但转院又必须征得单位同意。于是，关宝英和医院商量，最后让他以肝炎的名义转院。事后，小伙子感激不尽。但他还是没有挺多久，就去世了。
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相当昂贵，家境普通的都承担不起。为了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关宝英和几位感染者一道，花费数月时间，完成了《北京市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免费治疗方案》的调研报告。
不久，方案获得北京市政府同意。自此，北京的艾滋病患者开始享受相应的免费治疗待遇。一位当时曾和关宝英一起撰写报告的感染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笔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感到政府没有抛弃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