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38美元赴美留学
主持人：后来去国外还是读的传播学。
熊晓鸽：毕竟我在中国的学位没读完，所以先去的话还是拿新闻传播的硕士学位，原来有一个基础，再来的话奖学金给我一年，有很大压力。就拿了一个学位，之后学校又给了我一个更大的奖学金，让我继续读国际关系、传播学。
主持人：据说你当时去的时候兜里是38美元。
熊晓鸽：我那时候在我们班上是收入最高的，因为我比较勤奋，喜欢看晚会，稿费比较多，但那时候朋友也多，大家在一块吃喝，（笑）就没钱了。还借了别人点钱，买了一个飞机票，买了一些衣服，我就想在国外最好头两年不买衣服，要节省。那时候我记得出国，好像只让带三十美元，我原来的一个同学还给我换了一些钱去考托福，离开中国的时候兜里只有38美元。
主持人：后来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主要依靠奖学金，当年是不是也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经历了勤工俭学？
熊晓鸽：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第一天到那里就是开始找工作，我那个美国朋友非常好，他送我去那个学校，还给了我一百块钱，交了两天住临时宿舍的钱，请我吃一顿饭，那顿饭花了一百多美元，我心想这个饭最好别请我吃，没胃口，给我最好。（笑）第二天有一个助教的工作，就业市场部的老师要找关于中国和越南革命的报道，我想中国咱们还懂一点，越南的也知道一点皮毛，就找了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叫杰姆汤姆森，这个老师很好，两岁就来到中国，他的父母是传教士教授，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创始人，他说他妈妈写了很多书，但没有发表过，她对中国的感觉很好，也问了我很多问题，大概是375美元，当他的助教，马上就跟他签了一份合同。
下午搬家，搬到一个四个中国同学找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人大概交一百美元，那个地方有一个自行车店，说需要帮手，我说我会装自行车，会修自行车，我说你们需不需要？他们说“你知道怎么样装自行车吗？”我说“中国车我都会装”。后来他们拿了一个中国自行车，中华民国的时候，台湾的那个，我说这是台湾的，他们说“你不是会装吗”，我就在那里装，折腾了两个小时装好了，他骑了一圈以后说“可以，你可以做这份工作，但冬天太到了，生意不太好，我付你7.5元一小时”，他说“你可以做多长时间？”我说“可以做两个小时”，所以当天找了两份工作。
主持人：80年代中期出国的人不是很多。
熊晓鸽：对。
主持人：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当初和你一样的年轻人当初是抱着怎样的梦想走出国门的？
熊晓鸽：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可能都跟我一样。
主持人：去外面看一看世界。
初离国门：人生第一次恐慌
熊晓鸽：对，可能想看看世界。再一个，那时候，公派生也好，或者留学生也好，因为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了一些，回来以后觉得他们谈的东西，学的东西跟咱们不太一样，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心情。当然说出去以后回来，短期或者是学习回来还带几大件，冰箱、彩电这些东西，多赚点钱，带几件东西也是好事，我不能排除对生活进行改善的想法，但也想的更多一些，有很大的好奇心，国门开了以后，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我离开中国的时候特别恐慌，一生中从来没有那么恐慌过，过去好像为了一个梦想，很具体的一个梦想，一步步去实现，现在我这个恐慌不是说上飞机才发现的，拿到签证，走出那个签证处的门，觉得我真的要去了。你为什么要去，会得到什么东西？一个人对未来没有把握的话一定会恐慌，你不知道未来。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非常恐慌，人生中间第一次的恐慌。登上飞机的时候，飞机起飞那一刹那，飞机往上飞，我往下沉，不知道去干吗，对未来没有着落。到上海才找到心理的平衡，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同学，他现在做的不错，是做律师，那时候我们俩一起走的，心理的恐慌，就是在飞机上不停地写信，写明信片，一路写到上海，要办出境手续，在上海寄掉，在上海心理找到了一点平衡，在英文里面，“上海”可以做动词来用，就绑架了，很早的时候抓劳工，有的打晕了，用麻袋一套，弄在床上，说你在哪儿呢？“我上海了”，绑架去了，我自愿去了，兜里还有38美元，他们一分钱没有，我还会英文，他们不会。一想，我那边还有一个美国朋友，还有一个学校等着我，这样的话才找到一点平衡，现在自己觉得我那时候还挺了不起的。（笑）当然现在我一分钱没有我也敢去美国，但那时候不一样。
主持人：毕竟那时候非常年轻。
熊晓鸽：所以说非常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