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同事还被困在成都，我们先一步去深圳大芬村踩点。
见到黄江时，四周都是油彩的气味。
这是一栋阳光中的阁楼，楼梯旋转着上去，便能见到几间画室。准确的说，这是黄江的“工厂”，里面执笔的男人大约怕热，光着膀子，手里拿着相片，上面大都是梵高、莫奈一类大师的名作。他负责画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再转给另一个人：与其说是画家，不如说是这个“文化产业”的“产业工人”。木板墙是调色板，不需要粉刷，上面布满了颜色——可惜阳光不能照射进来，使得颜色不免有些灰暗。
他们便靠卖画赚钱。全球60%的装饰油画出自这个村子里8000名画家和画工之手。
黄江62岁，身体似乎不好，说话没有气力，爬楼梯时也一脚深一脚浅，让人不免有些担心，并且怀疑他对于自己曾经是“国家游泳队少年队的队员”的自称。网上说，他是：“第一个到达大芬村，并把临摹油画销售生意带到了这里的，眼光独到的香港商人”。
“我不是香港人。”黄江说：“我出生在广州。”
黄江在广州读的高中，学校旁边就是广州美院。“那时就和美院的学生有过交流，当时的画在市里也是获过一些小奖的”。
1968年，高中毕业后的黄江没有能找到工作，被下放到广州附近的花都。我问他：“那时还画画么？”他笑笑说，自己是“在大地上画画”，也就是“种田”。
黄江的父亲曾经是伪政府的“甲长”，这事在那时被揪了出来，从此他的生活没有了色彩。关于这段日子，他并没有多讲，只说：“我看不到未来”。
两年后，黄江决定瞒着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偷渡去香港。当时到外地需要出示理由并盖章。黄江借口探亲，凭着过去的功底给自己画了一个章子，没人看出来，他顺利逃离花都：“我翻山，一路上像动物一样夜出昼伏”。
到达海边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雨水冲走了他身上的气味，巡逻的战士和警犬都没有能发现他。前面是深黑色的大海，再前面是香港的灯光。相比于背后的黑暗，当时那边的灯光，代表着希望。
于是1970年的这个下着大雨的夜晚，这位“前国家游泳队少年队队员”，一头扎进了深黑的大海。
关于黄江四个小时后如何到达香港，如何拿到香港的身份证，又如何碰上油画销售的生意，我并不想多说。那个年代，黄江每个月可以赚到3、4000，而当时银行的高管的工资也只有1000左右。
1978年，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这一年，黄江母亲病危的电报频频发来，而由于怕因偷渡被捕，黄江最终没敢去见母亲最后一面。几年后，政策进一步开明，衣锦还乡的他才得到机会去母亲坟上祭拜。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不要说现在的生意，我或许连给我母亲上柱香的机会都没有。”黄江很恳切地说。讲到这句话时，一直低沉的声音也提高了一些。
后面的事既是巧合也是注定。黄江的业务需要进一步扩展，而一次在大芬村的采风使他决定把地点定在这个地处改革前沿，而地价很低的村子里。随着人才的聚集和专业市场的形成，当时的大芬，才终于成为了今天的油画村。
“现在生意不是那么好做了”，黄江说，当时给自己帮工的好些画工都独立门户：“翅膀硬了，都翅膀硬了”。当脑海中回响着他的感慨，走在大芬村的“黄江广场”上，看着介绍“大芬油画村第一人黄江”的海报，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海报上的那个人，已经成为历史。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时代翻页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作为“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分会场之一，这里的展位正在搭建。大芬为自己打出的是这样的广告语：“艺术和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和财富在这里转化”。
夕阳的暖色渗入满街的油画中。巷子口的小店里，淌着些音乐。年轻的画家（或者画匠）们，从来不会去注意站在身旁的你。不论关注的是艺术还是财富，这里正在发生的，是属于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