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索康·旺钦格勒家喂马的老马夫，是个养了40多年马的朗生，他一生冬天睡在大马槽下，夏天睡在草窝里，满脸皱纹，目光呆滞，浑身上下布满脓疮，哪里是人的样子？我们工作组研究后，找来医生给他看病，还从庄园里给他分了一间房子，他高兴得眼里都放出了亮光。村里还有一个名叫其美措姆的老妈妈，我多次与她聊天，了解到她家4代都是索康家的朗生：她的母亲很小就给索康家当朗生，父亲是一个差巴户的朗生，也常年代替差巴户到索康家服劳役。后来，父亲冻死在冬天的雪野里，不多日子，她母亲也连饿带病死在马棚里。8岁的其美措姆接替母亲给索康家干活，捻毛线、放羊、除草、收割庄稼，什么活都得做。这样一个8岁的小女孩，清晨吃一点酥油，晚上喝一点糌粑糊糊，一干就是60年。现在，她的财产只有一件破衣服，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就当被子。她的女儿15岁时也是索康家的朗生。她的外甥女10岁了，由于成天吃不饱，又瘦又黑，我们看到她时还不会说话。农奴们述说的血泪史彻底剥掉了农奴主的伪装，他们第一次开始谈论自由，感受当家作主的新生活。
经过几天的宣传发动和酝酿讨论，400多个男女农奴围坐成一圈，把豌豆当选票，投在候选人的碗里，选出了由9个人组成的农民协会，协会主任是个叫尼玛次仁的年青人，他从9岁给索康家当农奴，已当了15年。另一个名叫乌金的农奴当副主任，还选举了一位叫基嘉的妇女担任副主任，她也是个朗生。农奴们破天荒地第一次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时，国家对西藏上层的爱国人士实行赎买政策，将他们的土地等私有财产买下来再分配给贫苦农奴们。凡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的土地庄园则一律没收，分给农奴们。农协会和广大农奴们的民主改革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投入到土地分配的工作中去。由于农奴们都没有文化，所以他们使用了一种十分原始而又独特的计量方法。他们用羊粪蛋和树枝的长短来代替数字的计算，几天功夫就将农奴主的土地、房子、牛羊、衣物等私有财产分配完毕。农奴们穿上分到的新衣服，住上了新分的房子（不再住牛羊圈了），还有了自己的土地，个个兴高采烈，交口称赞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在我们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期间，新华社驻藏记者林田同志，及时地采访了凯松村民主改革的情况，被新华社和西藏日报刊登，凯松村的民主改革一下子出了名。上级认为我们改革点的工作搞得不错，对外国反华势力诬蔑西藏的平叛与改革是有力的回击，就组织了几个外国记者来凯松村参观采访民主改革情况。我接到通知，感到有点紧张，因为我们翻译水平还不高，必须向县里求援，借个高水平翻译来。当时农村没有电话，只有亲自跑一趟。我借了一匹老实一点的马，连夜赶往乃东县城。谁知那匹马没有见过汽车，一见公路上有汽车就受惊，我只好跳下马来将马牵到离公路远一点的庄稼地里，等汽车过去后，再找一块大石头垫脚骑上马背继续赶路。当天从县里借到翻译后，我们又紧急动员群众突击修建厕所（当时西藏农村都没有厕所），打扫环境和个人卫生。外国记者来参观采访的那天，我让农奴们把分到的新衣服都穿上，山南地委也派人来协助接待。外国记者一进村，全村群众列队欢迎，跳踢踏舞，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欢庆翻身农奴得到解放。记者中有前苏联真理报的记者，也有西方国家的记者。他们看到什么都新鲜，拍了不少照片，对共产党能在短期内把一个奴隶制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感到佩服，对西藏的有些民族风俗、生活习惯感到新奇，尤其对打酥油茶感兴趣。
我在山南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有半年多的时间，1959年冬，工作组奉调回到拉萨。临走时，当地群众夹道欢送，没有哈达，村民们就把炒熟的青稞和豌豆送给我们，表示对我们的感谢和不舍之情。后来，我每次下乡路过此地，总要去看望当年的“四同”户及村民们。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常想起凯松村的乡亲们。前不久，有西藏的同志来北京，我们聊起了当年凯松村的民主改革，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凯松村已城镇化，成了旅游点。村民达到了800多人，大部分人家都盖起楼房，并购买了汽车和拖拉机，全村1600亩地能种两季粮食，人均占有粮食由过去不足50公斤达到现在的1200公斤。许多人家还搞起了多种经营，最多的有存款几十万元。这真是天壤之别啊！几天前我参观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也看到了凯松村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也深深体会到50年前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解散旧西藏政府，领导人民坚决平息了叛乱，实现民主改革是非常英明的。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以达赖为总代表的三大领主的统治，解放了百万农奴，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在祖国大家庭怀抱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主区域自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各族人民才有幸福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