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姐姐进了复旦后，她对复旦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就决定自己上大学也一样选复旦。当我们两人都先后进了复旦后，这时我父母倒确实很想让我弟弟进复旦，这大概是一种惯性吧。好在我弟弟成绩也很好，后来被免试推荐到了复旦的生命科学院，毕业后就去了美国留学。
观察：
在我从事传播学研究以来，我发现自己文化史与文化理论方面的积累对开展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帮助特别大。
建言：
我一直认为，学界与业界可以而且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但现在不少业界人士认为学界的那一套无非是屠龙之术，中听不中用；而学界中人也认为业界那一套太浅、太世俗。
论点：
我对媒介文化与媒介教育更为关注，尤其是媒介文化研究，它与我以前所从事的文化研究相通。如果能够把这两个领域打通，相信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个人简介：
蔡骐，1966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8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在该校获得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世界文化史。1995年毕业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7年转入湖南师范大学新闻系任教。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与教授。2000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衣阿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及亚太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目前担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并担任多家电视台及报刊的策划人或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及媒介文化，已出版专著四本，发表论文数十篇，是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百人工程的入选者。
蔡骐：转换·吸纳·互动
作为一名颇具实力的青年传播学者，蔡骐的履历中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在自己的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时转入了传播研究，以后又赴美国深造传播学，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成为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百人工程的入选者，而且也是该省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唯一入选者。出于对他的这种选择与转换的好奇，我们采访了这位年轻的教授与博士，我们的访谈也就由转行这件事展开。
由文化研究到传播研究
黄金：蔡老师，我们从您的相关资料中看到，您原先是学习文化史的，并且获得了文化史的博士学位，也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应该说在该领域发展势头良好。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会选择开始研究传播学？
蔡骐：我个人的发展经历可以说顺，也可以说不顺。说顺的话，我中学毕业就被免试推荐到复旦大学，以后在那儿又一帆风顺地获得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然后受时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先生之邀，来到当时在全国高教改革中颇具影响的该校任教。说不顺的话，那就是我在获得了文化史博士学位并且已经任教了两年多的情况下决定转行，开始从事传播学研究。要进行这样一种转换，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它势必会造成很多浪费，当时我看着那些自己从北京图书馆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资料，想到其中不少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而即将从事的新学科又有很多资料需要从头搜集，心中充满着痛苦与迷茫。这不仅是对以往所付出的心血的一种不舍，同时也是对未来之路的艰苦的一种认识，因为毕竟有一个全新的学科需要从头开始钻研。
我之所以选择转入传播学研究，主要还是个人兴趣。事实上，我在中学时就很想进复旦学新闻，只是毕业的那一年复旦新闻系没有给我所在的中学保送生指标，而我两次获得全省历史竞赛第一名的成绩又被下达指标的复旦历史系一眼看中，于是就进了历史系。但我本人对新闻传播学的兴趣一直没有消失过。后来，我博士毕业后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系任教，而该学院正好有一个新闻系，并且缺少师资。这时，我以往对新闻那种无法摆脱的兴趣再次浮起，经再三考虑后，我决定转入新闻系，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回顾这段往事，我唯一想说的一点是，我至少不是别人常说的因为某一学科搞不下去所以转行的那类人，我的转换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当然这种转换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黄金：我们知道，您姐姐蔡雯是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位知名学者，您最后选择转入传播学研究，是不是也受到了她的影响呢？
蔡骐：我想这种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我姐姐与姐夫都是新闻界人士，这使得我对新闻传播多少有些了解，为后来转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最终决定这么做，主要还是个人的学术兴趣与学术志向。我总是在思考，我最想从事什么样的研究，我最适合从事什么样的研究，这种思考是选择的基础。因为一个人只有深深喜爱一个学科，才会为它去努力，去付出，才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意义。我进大学时对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感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这种心路历程是转变的真正动因。
黄金：您刚才说，您是在复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而且我们也听说您的姐姐与弟弟也都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你们都会选择复旦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蔡骐：我想其中有一定的偶然性吧，我的家乡是安徽的一个中等城市，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当地的一所省重点中学读书，以后又陆续全部进了复旦，在外人看来确实有点意思。事实上，原因也比较简单。我姐姐是当年我们省的高考文科状元，她受好文学，很想就读新闻系，而当时全国最好的文科类大学是北大与复旦，但北大那时还没有新闻系，于是她就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复旦。而且作为安徽人，上海离家也近一些，所以这种选择是很自然的。我姐姐进了复旦后，她对复旦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就决定自己上大学也一样选复旦。当我们两人都先后进了复旦后，这时我父母倒确实很想让我弟弟进复旦，这大概是一种惯性吧。好在我弟弟成绩也很好，后来被免试推荐到了复旦的生命科学院，毕业后就去了美国留学。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比较具有戏剧性效果的一件事。以后，我们三人又先后在国内或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于是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我个人觉得，世界上许多事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自然发生的，充满了偶然性。我想，如果我姐姐当初选择的不是复旦，也许我们就会就读于其他学校。不过，我一直对自己的母校复旦大学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我认为它所提供的教育是中国最好的教育之一。
黄金：现在有很多非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对新闻传播学感兴趣，希望通过考研来实现这种专业的转换。您作为一名已经成功实现转换的学者，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蔡骐：我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因为现实中很多人无法一次就选择到自己最喜爱或最适合的专业方向，通过考研来完成第二次选择完全是合理的。至于许多学生想学新闻传播学，可能因为记者这个职业对许多人来说充满吸引力。并且从平均水平来看，这一职业的收入还比较高，社会地位也不错。这样一来，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这种选择显然具有其合理性。不过，一旦过多的人涌入新闻传播专业，只怕以后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变。就像本科的新闻教育，过去一度只有三个大学有，现在遍地开花，可能不久也会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不过，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的自然调节能力，等到真的供过于求的时候，自然又会缩减。说到其他专业本科生选择考新闻传播方向的研究生，我倒觉得应该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种选择要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基础上，你必须了解新闻传播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而不是给一些所谓的“无冕之王”的光环所诱惑。此外，也必须意识到这种专业的转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得付出比其他人加倍的努力。
黄金：根据您从文化史领域或者说文化研究领域转入新闻传播学的个人经验，您认为要想成功地实现转换，关键是什么？
蔡骐：我个人以为，新闻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学科，因而它比许多其他学科容易进入。新闻界有一句话，说新闻是一门“杂学”，如果不考虑它的贬义的话，这也意味着新闻学与多种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得许多其他学科背景的人都能在此找到自己感兴趣并且有基础的东西。拿传播学来看更是如此，早期的传播学大师基本上都是从其他学科转入传播学研究的，像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对传播学影响深远，因而具有这些学科的背景对转入新闻传播学是大有益处的。
我本人原先从事文化史与文化学研究，应该说这一领域与传播学研究是具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传媒研究，传媒是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西方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如威廉斯与霍尔等，都非常注意对传媒的研究。从更深的层次看，传播学研究信息的传播，而信息的传播主要是意义的传播，因而霍尔才会提出编码与解码理论。不过，意义的传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化，由此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凯瑞才会提出作为文化的传播。在我从事传播学研究以来，我发现自己文化史与文化理论方面的积累对开展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帮助特别大。因此，我想说的是，转行并不意味着放弃原有的一切，相反，我们应该尽量把原来的知识储备应用于新的领域。
对于接轨与本土化的思考
黄金：我们注意到，您是国内具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新闻传播学者中的一员，能介绍一下您这方面的情况吗？
蔡骐：我本人在转入传播学研究后，通过自学弥补了一些非新闻科班专业出身所造成的不足。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总觉得底气不足，因为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很晚才引入中国的学科，资料较少，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由于我的英语较好，于是就动了出国学习传播学的念头。正好当时国家教育部在全国选拔公派访问学者，我报名参加并被选中，于2000年去美国衣阿华大学深造传播学。这一经历在我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看到世界上传播学研究最为活跃的美国究竟在做些什么，从而能够从一种更高的境界去理解传播学。
黄金：去美国后有什么独特的感受？与您原先所想象的有什么不同吗？
蔡骐：我以前研究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并不陌生，但去了后才发现许多东西只有身临其境才会真正懂。比如，我以前一直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服务行业发达，就认为在美国各种事都会有专门的人处理，会非常方便。去了以后，许多事确实如此。你去银行会有专人来接待你。但是，美国有时也很强调个人的动手能力，就拿复印来说，我在国内复印资料全部都是交到复印社，付钱后自然会有人替你复印，你只管去取就可以了。但到了美国，发现要自己出钱买一张卡，然后把卡插入复印机，接着完全自己动手来进行操作，其中许多技巧，比如复印时的缩小与放大，都是去了美国才学会的。
黄金：美国人好打交道吗？
蔡骐：我所在的是一个大学城，主要接触的人都是学校中的教师与学生，都还比较热情。不过，美国人对各人的职责非常明确，不属于他的事他一般不管。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的一件事就是美国人对别人有一种信任感。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打算自己做饭，所以让朋友开车送我去附近的沃尔玛，买了一只电饭煲，是中国大陆产的，并不贵。但回来后才用了两天就坏了，这让我很恼火，而且我的发票也早就扔了。我想我只能再去买一个了，我又给朋友打电话说这件事，朋友说你可以去把这个电饭煲退给他们，我说我找不到发票了，但他说应该不成问题。我们就又去了一次沃尔玛。我刚对商场人员把情况说了一遍，他们就立即同意我去调换一只同一类型的或更换购买其他类型的电饭煲。在他们看来，我说的一定是真话，我想这在国内可能做不到。当然，这次我有经验了，我选了一只日本产的电饭煲，果然不负重望，用到我回来时都没有出问题。经过这件事，我就觉得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确实有着一种诚信，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
黄金：您刚才谈的主要是生活，那么，您在美国学习与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与国内的学习与研究有什么不同？
蔡骐；我当时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以及亚太研究中心学习与研究。该校的建制很有意思，除了有一个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还有一个传播研究系，这让我感到很困惑，去仔细了解了一下，原来它的传播研究系主要搞的是人际传播与修辞研究，因此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分开，而且其人际传播方面的研究在全美排名还很靠前。我在该校的时候把自己的方向选择为媒介研究，主要是通过符号学与接受理论来研究媒介。同时，考虑到该校在人际传播方面的显著地位，也旁听一些这方面的课程，并与该领域的学者进行了一些交流。由于民族志传播学有一脉在该校传播研究系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因而也重点对这一流派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回国后已经发表在一些新闻传播的权威刊物上。谈到国外学习与国内学习的不同，这很难说清楚，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可能是资料的占有。在美国，如果要研究某一个问题，你可以找到基本上所有重要的已发表的成果，而在国内，许多书我们只知其名，就算是北京国家图书馆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完善的基础上。由于传播学国外比较发达，大多数成果都发表在国外，这种外文资料的匮乏确实给国内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黄金：国内学界现在谈到研究时，常常提到要与世界接轨，您在国外学习过，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蔡骐：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一些学科相对落后，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与世界接轨，有其进步意义。拿我们的传播学来说，一些学者对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不了解，对于国外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毫不知情，这样就可能造成你所研究的问题别人早已研究过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你冒冒失失地去重复这种研究，无疑会造成一种浪费。再者，国外很多研究方法也很先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不过，我觉得接轨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应该首先落实到一些具体的事项上，比如学术规范的接轨。我们国内有些新闻传播学论文不加注释，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作者的观点，哪些是引用的观点，这种不规范的论文肯定是无法与国际接轨的。这些具体问题如果都解决不了，那么高谈学术与国际接轨恐怕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黄金：讲到接轨，另一个问题也很引人注目，那就是传播学的本土化。对于本土化这一说法，国内有学者提倡，也有学者反对，您是什么看法？
蔡骐：本土化是近年来一直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我本人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分开看。如果说传播学的本土化指的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那么肯定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中国的传播学者搞传播研究，当然应该首先研究中国的各种传播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提高传播的质量，对国家发展与文化传承都有益处。而且退一步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只怕也没有能力去搞一些其他国家的研究。不过，提倡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并不是提倡方法与原理的本土化。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与原理应该对于各国来说都是有效的，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地另搞一套。正如一个数学公式对各国搞数学研究的人都一样适用，我以为传播学的科学原理与方法也应该是普适的。再者，如果没有这种普适性的存在，我们也就不用去谈什么接轨了。
黄金：抛开这些理论性的争执不说，有人说国内传播学与国外传播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国外主要搞定量研究，国内主要搞定性研究，是这样吗？
蔡骐：大体如此，但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首先，国外学者也同样从事传播学的定性研究或者说质的研究，批判学派尤其如此。只不过在传播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其主流是定量研究，这才让人有了一种传播学就应该搞定量研究的错觉。事实上，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产生优秀的成果，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们是互补的。其次，国内学者以往大多数从事定性研究，但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定量研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方面复旦的学者更是走在前列。此外，谈到国内以往定量研究搞得少的原因，我们还不能不提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搞定量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因为要调查，要计算，而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一直很少，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定量研究搞得少的主要原因。
与业界互动的教学和研究
黄金：蔡老师，新闻传播学应该说是一门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的学科，但在现实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学生反映课堂上学习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处，过于教条，认为真正要学东西还是要等到毕业后进入业界才行，您在教学中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蔡骐：这种现象确实很多，我也多次听到学生有类似的抱怨。我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高校中一些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工作的老师与业界存在着隔阂。一些老师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高校任教，缺少在媒体工作的直接经验，这样讲课时从理论到理论，缺少可操作性。还有一些老师早年有过一些实践，但由于我国媒体发展速度很快，很多当初先进的做法与想法现在已经过时，但这些老师的教案多年不变，因此对学生来说存在着一定的误导。学生毕业后，发现老师所教的没有用，自然会有不少想法。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我们的新闻院系一定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老师不脱离业界这个环境，否则很难真正保证教学的质量。
黄金：我听说您很注意媒介实践，在湖南参与了多档电视节目的策划与改版，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您为什么会想到去搞电视？
蔡骐：我个人因为是转行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以尤其注意在实践方面的积累。我在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任务外，自己创造条件参与了一些媒体的活动。比如，我与湖南广电集团以及长沙广电集团下面的几家频道合作，参加了多个电视栏目的策划与改版工作。我还组织学生在业余时间为电视台撰写电视文案，其中有几十篇文案先后被采用拍成电视节目，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除了策划工作外，我还亲自出镜，担任一档谈话节目的主讲嘉宾，加入到媒介实践的第一线。
黄金：这些活动是您主动要求参与的，还是别人邀请您参与的？
蔡骐：两种情况都有。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我从国外回来后，参加了湖南广电的一档电视节目的研讨会，当时有十几位学界人士参加，大家都发了言。会后过了一些时候，我接到那儿的一位制片人的电话，邀请我和她共同搞一档电视栏目，正好我一直有这种打算，所以很快就开始合作了。我记得我后来问那位制片人，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参加会议的学者中挑选我来进行合作，她回答说，你的发言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至少考虑到节目的成本问题，所有的建议是在一个预算框架内提出的，这才是做节目的核心所在。很多学者喜欢提一些我们的财力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所以我们尽管口头不说，心中其实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也是学界与业界经常产生隔阂的原因之一。我很幸运，前后遇到的好几位制片人都很合得来，大家以后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黄金：您刚才说，您组织学生为电视台撰写文案，然后拍成电视节目，学生对这种活动有什么反应？
蔡骐：学生的兴趣非常大。看着自己的文字最后变成节目在电视上放，对许多学生来说既新鲜又刺激。他们不仅自己去看，还会通知自己的家人与朋友来看。这件事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它让学生重新认识到做电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前，我们上课讨论电视节目的时候，学生总是批评起来滔滔不绝，盛气凌人，好像别人都不会做节目，只有自己才懂。等到他们自己真正动手尝试，他们就会明白并不是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这以后，再讨论电视节目，他们的看法就会客观一些。
黄金：您提到您也亲自上电视担任谈话节目的主讲嘉宾，这和上课有什么不同？
蔡骐：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那么强的灯光下，在镜头前，刚开始时总会有一些不习惯。不过，长期教学的经验让我们一般并不害怕说话或讨论，因此适应得还算快。只不过学者上电视，终究还会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所以说话时顾虑还是有的。
黄金：作为学者，您觉得这些实践活动有什么好处？
蔡骐：这些实践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从实践中获得第一手的材料用于教学中，学生听起来会觉得更加生动与亲切，也更加实用；二来也可以把自己多年研究所产生的一些想法与创意运用到实践中，让知识变成有形的成果。这种与业界互动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我一直认为，学界与业界可以而且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但现在不少业界人士认为学界的那一套无非是屠龙之术，中听不中用；而学界中人也认为业界那一套太浅、太世俗。双方的隔阂由此而生。如果能够消除这种成见，其实对双方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黄金：作为一名学者，在教学工作之外还必须从事科研，您觉得这些媒介实践对于您的科研有帮助吗？
蔡骐：帮助很大。我主要从事媒介研究，尤其是电视媒介的研究，进行这种研究脱离媒介实践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说，我想研究电视栏目的融合与创新，那么我就必须对现有的栏目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对一些刚刚萌芽的新栏目给予及时的关注，这就必须深入到媒介实践的第一线去。如果仅仅依靠书面文字资料，那么由于发表与出版的周期问题，等到你看到时很多东西都已经过时了。当然，作为学者，我们又和业界人士有所区别，他们更关注的是具体产品，而我们经常要把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这又需要理论的积累。就拿电视栏目创新这样一个课题来说，如果从理论上进行研究，你就必须了解类型理论，否则很难把握其本质。但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觉得，媒介实践对于我的科研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黄金：您和您姐姐蔡雯都是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你们一起合作进行研究吗？
蔡骐：基本上我们各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与主攻的方向，但在找到共同喜欢的研究对象时，我们也合作进行研究。迄今为止，我们曾进行过两次比较大的合作。一次是前些年我们俩曾一起撰写了一本《美国传媒与大众文化》，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主要是想对美国新闻传播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以期从中能总结出一些有用经验，用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2002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合作，共同撰写了一本《媒介竞争论》，由岳麓书社出版。这次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考察它们竞争的态势与策略。当然，除了这种正式合作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联系，交换对学术问题的一些看法。坦白地说，在学术上，我姐姐给予我的帮助特别大，如果没有她的指点，也许我会走不少弯路。当然，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还得到过其他一些名家的指点，比如陈力丹先生、孙旭培先生、张国良先生都曾在不同时间及不同场合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关心与指导。
黄金：据了解，您所在的湖南师范大学新成立了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由您出任所长，您现在主要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对未来的学术发展有什么构想？
蔡骐：这个所的名字与我个人的研究方向颇为吻合，我的研究应该说就是文化与传播，当然主要是传播，是从文化角度来研究传播。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一批英文资料，还需要时间仔细消化。眼下我正在翻译一本美国的传播学著作，书名是《大众传播动力学》，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今年就可以出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人大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译丛中的一本。对于学术研究，我基本上会沿着媒介研究这样一个方向前进。在这个大领域中，我对媒介文化与媒介教育更为关注，尤其是媒介文化研究，它与我以前所从事的文化研究相通。如果能够把这两个领域打通，相信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当然，愿望只是一个方面，具体的学问还得一点一点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