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举动屡遭质疑
主动上缴礼金被质疑，除了重庆1080人上缴礼金957.4万元和朱清红主动上缴“手机费”外，像今年上半年昆明各级官员主动上缴礼金逾114万元、新疆阿勒泰廉政账户收到上缴款近百万元、广东国企领导上缴红包151万元等事件，也都无一例外引起了争议，作秀说、冰山一角说、拿大钱缴小钱说等评价层出不穷。
这种评价并不仅仅来自网友。11月11日，《法制日报》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采访了二十多位普通民众，当记者请他们对上述事件进行评价时，近四成民众持怀疑态度，认为“主动上缴”不可信。
一名姓王的市民说，所谓主动上缴看起来就像是意思意思，平均算下来，公职人员上缴的礼金区区几千元甚至几百元，而查处的贪污案件，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两者差距太大，所以主动上缴不足以让人信服，况且还有贪官一边拿大钱一边上缴小钱的案例”。
任建明指出，一些民众对国家公职人员廉洁举动的不信任，实际上是民众对地方政府、司法的不信任，为此他深感担忧。
“民无信不立，民众的信任是政府成功的关键。”任建明说，从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来看，一些民众对地方政府缺乏信任感。“原因是我们的腐败依然比较严重，比如司法白条仍大量存在，老百姓还要自己找关系解决执行难问题；还有拆迁问题突出，补偿款转移支付、层层截留，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等。”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同样认为，近年来我国腐败案件发生较多是民众对廉洁行为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一些民众已经建立了权力腐败意识，认为有权就可以谋私，应当谋私，谁不谋私反而不被认可。”林喆称权力腐败意识本身就是一种阴暗的思想，廉洁的官员不必为此过于在意，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财产申报是试金石
采访中，一位北京市民对记者说，他之所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不信任，原因在于无法得知公职人员的“家底”，“我怎么能确定他上缴了全部礼金？怎么能确定他是个廉洁的人？怎么能确定他主动上缴的动机”？该市民表示，期待我国尽快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林喆教授认为，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和完善年终考核制度将有利于减弱民众对公职人员廉洁性的疑虑，增强信任度。
任建明也表示，要增强民众的信任感，更好地认可公职人员的廉洁举动，首先得向民众证明这些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和诚信，而财产申报制度是最好的试金石。“如果通过财产申报制度能够证明90%以上的官员都是廉洁的，民众自然不会对主动上缴礼金等行为再加怀疑。”
“如果认为财产申报制度目前涉及范围不宜太宽泛，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公开高级官员的财产，其他公职人员财产只进行内部审查；如果财产申报后发现大量腐败问题，可以进行有条件的特赦。”任建明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试点中解决和完善，目前重要的是要设定时间表，积极开展试点，让早试点的地方早受益。
任建明说，财产申报制度不仅仅有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该制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可能地清理、解决历史积累的各种问题，为政府的廉洁和诚信翻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