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访苏联被拒绝
1933年5月8日，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由苏联经意大利回国，张学良电邀他们到罗马会晤。相聚时，张学良赞扬马占山等人奋勇抗日精神，勉励他们回国后要不忘国耻，继续抗日。而马占山等人则一致认为，在东北发展抗日武装，必须取得苏联的援助。为此，张学良很想访问苏联。 1990年，张学良还提到：“我也想到俄国去看看。看看共产党在俄国干了些什么，当然，我对共产党是一无所知，但我想看看那个国家的政治怎么样了。 ”
于是，他请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联系。几天后，满心期待的张学良等来的却是苏联拒绝他访苏的消息。其主要理由是：目前日本关东军已经强占了东北三省，中日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苏联担心由于允许张学良的来访而刺激日本，从而引来苏日之间的外交摩擦。其实还有两个深层原因，苏联无法明说，但张学良个人应该能想到。那就是，当年张学良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已让苏联人认定张学良是一个反苏人物。此外，斯大林对张学良丢失东北很是不满，认定其为“不抵抗将军”，这种种原因放在一起，怎么可能会欢迎他呢？
1933年7月11日，宋子文出席国联于巴黎举行的会议后回国途经意大利，张学良向宋子文提出想早日回国，共赴国难。宋子文回答：“蒋先生希望你多在外国考察一段时间，现在还没有适当的职位可以给你，你应当安下心来，以待机会。尤其是你必须得到蒋先生的召唤后，才可成行。 ”宋子文的话让张学良心灰意冷，报国无门，归国无期，让他无限伤感。
带着法西斯治国方略回国
在意大利呆了一段时间后，张学良又先后赴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考察游历，在这些国家中，张学良感受最深的还是意大利和德国。他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只能依靠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来统帅全国，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3年11月，李济深与蔡廷锴等率领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
政权受到威胁的蒋介石想调东北军去福建打第十九路军，可是东北军拒不从命。
蒋介石几次大难临头，都是张学良帮他解的围。这一次也不例外，危难之时，蒋介石又想起了被他赶出国门的张学良。
此时正在意大利的张学良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刻于12月8日，去向墨索里尼辞行，墨索里尼为了表达对这位东方客人信奉法西斯的嘉奖，在首相府亲自授予张学良“意皇大十字勋章”。
一周后，带着法西斯的治国方略，张学良结束了8个月零17天的考察生活，从威尼斯启程回国。当船行驶到埃及塞德诺港口时，张学良给万福麟发了一封电报：“到达上海之际，不要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东北各将领……除我根据需要召请外，其他均不要来沪。 ”
但听闻张学良要回国的消息，东北军将领异常兴奋，岂有不热烈欢迎之理？ 12月23日，上海成立了欢迎张学良委员会。 25日，东北军将领万福麟、王以哲、王树常等人聚议于万家，并向中央政府请愿：东北军必须由张学良统帅。莫德惠、鲍文樾、荣臻、米春霖、邹作华、刘翼飞和先期回国的端纳更是远赴香港迎接。据不完全统计，一周来自发南下香港、上海迎张学良归国的已达5000余人，这与8个月前张学良出国时清冷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在香港停留，正在广州从事反蒋活动的胡汉民专程赶来香港，会见张学良，希望张能加入他们的反蒋阵营。并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太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但是张学良却认为：“环顾当前领袖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正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
1月8日下午，张学良一行抵达上海。短短8个月间，在同样的上海港，张学良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待遇。下野出洋时，南京的大员们躲着他，旧友部属不敢接近他，可谓是灰溜溜地走掉。此番蒋介石电召他回国，人们似乎又看到了张学良重掌大权的开始，上海码头上欢迎他归国的政要们排成了队，中外记者也是云集码头抢着采访拍照，场面热闹非凡。
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杜月笙、魏益三、朱光沐等甚至乘专轮到江心迎接，规模堪比当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后赴南京所受到的礼遇，人们似乎都看到了张学良所要迎来的政治上的第二春。（辽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