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车党”、“昏睡党”、“求助党”
提起志愿者“仔仔”，大多数福建志愿者都会对其竖起大拇指。
“仔仔”是志愿者曹先生在“宝贝回家”中的网名。“仔仔”是一位曾协助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打掉特大传销团伙的四川小伙子，现在，他是“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2009年8月，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一则被拐儿童的线索后，孤身前往漳州协助当地警方解救出这名儿童。当时，他在接受福建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称，“这是我参与解救出来的第41名被拐儿童。”
事实上，大多数志愿者都不是如“仔仔”那般的“孤胆英雄”，而是像宋婷那样的城市上班族。囿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他们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对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上。
“解救被拐儿童，志愿者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技术性强且危险性大，而救助在城市中流浪乞讨的儿童却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张宝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后者是目前“宝贝回家”志愿者的行动重点。
街头流浪乞讨儿童形形色色，通过长期的观察，福州的志愿者将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的形象划为了三类:
一是“拖车党”:一个小孩儿拖着一辆板车，车上绑着个大音箱，还有一个“残疾”成年人坐在上面唱歌。那大人就是监工，要挟、指令拖车的孩子去要钱。
二是“昏睡党”:在市区的繁华位置，一个成年人抱着一个昏睡的小孩儿，以此博取路人的同情乞讨。
三是“求助党”:一个成年人带着几个小孩儿跪在街上，指使小孩儿不停地磕头、哭泣乞讨。
遇到上述情况，志愿者一般会先在附近观察，看周围有无监控，盯梢。然后再试探性地询问行乞的成年人一些情况，如家在哪里，小孩的名字、年龄等。
而更多的志愿者，是将网上的各种信息进行搜集对比，帮助儿童回家。今年9月11日，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小精灵”（应其要求用网名）在“宝贝回家”网站的论坛看到“寻儿石小乙”的寻亲信息，该信息显示，石小乙是2005年在北京与家人走失的。
随后，“小精灵”便将该信息转帖到北京“宝贝回家”志愿者QQ群中。当天便有群中的志愿者反映称，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曾在“宝贝回家”论坛中，发过为一个在京和家人走散的名叫“张小毅”的寻亲信息。
“小精灵”一方面动员志愿者从浩如烟海的帖子中找出“张小毅”的帖子，一方面联系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反映情况，并把从该中心拿到的“张小毅”的照片和寻亲帖中“石小乙”的照片传给了“宝贝回家”志愿者信息对比组。对比组反馈的信息是: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9月14日，“小精灵”辗转与寻亲者取得了联系。“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张小毅"就是我儿子。”为寻子在北京沿街乞讨、睡大街，一度曾攀上北京站前的天桥想了断生命的河南汉子石新旺激动地说。
9月16日上午11点，石新旺在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见到了分离4年的儿子，“他一看到我就跑过来喊爸爸。4年不见，在该保护中心的照顾下，他长高了很多，我非常感激他们。”石新旺说。
石新旺说他还有一个遗憾:至今没有和帮他找到孩子的志愿者们见过面，甚至不知道志愿者“小精灵”的真实名字，“他们只让我称呼他们"志愿者"，他们是群好心人。”
“我们的价值不是通过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体现的，如果街头没有流浪乞讨的儿童了，我们更愿意从志愿者组织"下岗"。”福州志愿者金剑辉说。
志愿者行动遭遇困境
在张宝艳看来，让更多被拐儿童回家的坚实基础是志愿者搜集的信息充分可靠。但信息的充分可靠意味着志愿者在行动中要遭遇更多的危险、误解和指责。
2009年6月，厦门“宝贝回家”志愿者黄佑明和10多位当地志愿者一起在市内搜寻“拖车党”的行踪。他们在跟踪一段时间后发现，每天晚上11点多，会有三轮摩托车将分散于厦门各地的“拖车党”拉到厦门马垅的一处停车场。该停车场停着一大一小两辆安徽牌照的卡车。晚上，控制着10多个小孩儿的“拖车党”就在车厢内休息。凌晨时分，小孩儿又会被三轮摩托车拉到厦门各条繁华的街道上。
“拖车上的成年人和拉拖车孩子的关系十分值得怀疑，没有哪个父母会狠心让自己的孩子在烈日和风雨中拉着沉重的拖车乞讨。”黄佑明说。探清“拖车党”每日有规律的集结和分散后，黄佑明认为这些人是“有组织，流动的职业乞讨者，而孩子们很有可能是被控制起来的。”
跟踪过程时刻面临危险。一天，一名志愿者在石鼓山立交桥附近发现了一辆经常停放在马垅停车场的卡车。当这位志愿者靠上去想掀开车厢后帘时，车内突然站出几个大汉向这名志愿者逼了过来。
为了便于志愿者沟通，福建“宝贝回家”志愿者创建了一个QQ群，但加入这个QQ群需要经过非常严密的验证和核查，“我们要保证群里的人都是志愿者，这样我们相互交流的信息才不会被泄露。”薛健说，在行动时，志愿者也只是以网名相称。有时还会装扮成情侣、陌生人等对乞讨儿童进行监视跟踪。
除了不可预测的危险，志愿者们还会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而遭受别人的误解和指责。
2009年5月24日下午，金剑辉在福州大洋百货门口发现一例“昏睡党”:两个男孩躺在毯子上昏睡，一个中年妇女跪地乞讨。
金剑辉观察一段时间后拨打了110。约10分钟后，福州市鼓楼区东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并将这位妇女和小孩儿带到了派出所。
在东街派出所，民警询问那个妇女，小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而这位妇女除了说“从贵州来”外，只是摇头，表示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
金剑辉通过当地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找来了一位在福州工作的贵州人做翻译，但仍旧毫无突破。
晚上10点，东街派出所所长亲自来询问情况，并“开始面露不悦”，值班民警也开始指责金剑辉在没有确凿证据下就报警，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对方是人贩子，是滥用警力。
又过了1小时后，福州东街派决定放人，并要求金剑辉向那位妇女道歉。
“连普通话都不会讲也听不懂的这个妇女，怎么能从贵州来到福州呢？”金剑辉至今仍认为那个妇女有问题。他说，之后他在广达路一个路口又见过那名妇女带着两名儿童乞讨，而且“那两个儿童也不是上次被带到派出所的那两个”。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报警，能查出一例是一例，每查出一例，就是挽救了一个儿童的幸福啊。”金剑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