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的污水流入滇池新河丁建华/图
向臭水沟砸下340亿
与滇池治污难相似，广州河涌治污已有十个年头，投资约17.4亿，共整治河涌69条，但市区河涌水质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2008年底，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加快污水治理和河涌整治工作会议上表示，要举全市之力治水，确保在2010年6月底前使全市水环境质量根本好转，2010年7月请各区的书记区长到自己辖区内选一条河涌去游泳。
今年，广州要投资340亿元，完成广州中心城区主要河涌的整治。随着亚运会的临近，广州市政府治理河涌的承诺也越发受到公众关注。
人们满怀着期待：在炎热的天气里，河涌不会继续有恶臭，甚至有人期待着涌里会出现生命——比如鱼。
但是，一些学者和广州市民也充满疑虑，治水治污从来都不存在技术障碍，它是行政的问题，是相关政策落入各级行政系统后的现实反应问题，是政府内部对待治水的协调与协作问题。
该如何防止“龙多作旱”？去年初，在广州治水机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广州市水务局挂牌成立。
广州市水务局在整合水利、供水、排水三大行业的同时，还将归并城乡防汛、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地下水管理、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五大职能。改革目的也非常明确：“希望通过体制的创新破解治水难题。”广州治水的格局实现了“由多个部门治水，变成一个部门牵头，多个部门配合的形式”。
这亦是魏复盛院士赞成的做法，让水务局统管起来，从供水、排水、水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由它主要负责。如此可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九龙治水之困。
但水务局整治污染半年来，广州123条河涌整治仅完成2条。
治污规划能否按计划实现，将检验这一制度能否突破管理困局。
世界银行的建议
今年初，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解决中国水稀缺：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的报告。
报告主要作者之一、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说，“中国现有许多经济可行的技术方案，可用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水污染，从而促进其水资源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中国水管理体制薄弱，这些方案的采纳和实施程度很有限。”
报告建议，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应改进各级政府的体制安排，采用多种经济和行政手段以支持更加广泛地实施这些技术方案。改革国家一级的政府机构，以实行更综合和协调有效的水资源管理。
世界银行建议中提出了多种选择方案。
一是成立国家水资源委员会，作为领导和协调全国性涉水事务的最高政府机构。该委员会应由总理或一位副总理担任领导，成员包括目前涉及水资源管理的中央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制订国家水战略和政策，审批关于水资源开发、分配和利用的长期规划，协调所有的涉水部门以避免各个部门出台的政策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该委员会是负责制定水政策的高层机构，很类似于新设立的由总理领导的国家能源委员会。
二是将目前由不同部门(即水利部、环保部、农业部、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分别负责的主要涉水职能加以合并，组建一个大部，以对水量和水质、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保护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实行统一管理。
院士联名呼吁完善治水法律
“有效的水治理系统必须建立在健全的法律基础之上。”《中国水危机》一书的作者马军说，中国水资源管理法律框架的有效性并不如意，全国范围内水污染日益严重便是证明。
与他一起发出呼吁的还有关注地下水污染的院士：袁道先、薛禹群、傅家谟、郑度、汪集旸、林学钰。他们联名呼吁，西南地区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他们认为，现阶段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完善的问题，现有法律框架的覆盖面仍然有限。例如，如何避免农田中的化肥、农药对地下河的污染，则属于法律还无明确规定的问题；而世界银行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水污染防治法要求国家建立和完善水环境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但目前没有就此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中国也没有就水权及其交易出台专门的法律或法规。
现在，中国水资源管理法律方面存在的主要不足和需要改进的领域包括：
相关机制和程序缺乏。现行法律法规通常关注的只是各种原则而缺乏保障法律执行所需要的各种机制和程序，例如监督、监测、报告、评估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处等。
法律条款不明晰甚至相互抵触。有些法律规定不明确。例如，水法没有明确界定地方政府和流域管理机构的权限。这种法律条款的不明晰造成权力真空，削弱了法律制度的有效性。
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建议，流域管理委员会应加强和重组。应在水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增加具体条款，为这些流域管理委员会规定法律地位、明确其权力和职责。
中国现有的七大流域管理机构是水利部的下属单位，其中的六个流域委员会并不是真正的“委员会”，它们没有足够的权力，也没有地方政府的代表，所以应该予以重组。短期内，作为代表中央政府的机构，流域管理机构可以考虑吸纳环保部的代表参与其中。从长远来看，这些机构应该独立于水利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其领导层应该既有中央政府的代表也有相关省市政府的代表，以确保整个流域水资源管理的责任性适当合理。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作者：姚忆江 熊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