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请顾问赠送证书 社团干部疏通人脉最积极
“对不起，我大三了，专业课很多，实在不能出任贵社团的特别顾问。”刚卸任的湖南某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常佳挂掉了第六个邀请电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请卸任后的社联主席团成员去做社团的特别顾问成了惯例，“社团干部没学会踏实肯干，人脉倒是算计得很准”。
常佳坦言，其实他挺想做特别顾问，因为有聘书，有工作证，而且“大家都很把你当腕儿”。不少社联往届主席团成员都应邀出任了特别顾问。社团可以利用他们的管理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学生社联掌握着社团的资源分配和评奖评优，社团可以借助特别顾问的影响和人脉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
聘请“特别顾问”还算冠冕堂皇，而把荣誉证书当做礼品用于礼尚往来更令人咋舌。朗朗担任过济南某高校一个大型社团的办公室主任，荣誉证书的制作和发放由他负责。
“"活动积极分子"证书的制作是让我最困惑的事情。”制作证书前，会长特意叮嘱朗朗，多做十几个证书，盖好章以后交给他，朗朗刚开始没想明白，要这么多空白证书干吗？和一个副会长闲聊时，才知道这些证书都是用来送人情的，送给常打交道的学生会等组织的“头儿”。虽然那些“头儿”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仗义”的社团朋友，荣誉证书也就有他们一份。
社团组织也有“潜规则” 不按套路出牌就办不成事
聂风是济南某高校创业者协会前任会长，他承认社团存在官僚化的问题，但同时表示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比如，和其他社团打交道，如果你不按套路来，对方根本就不会搭理你，事情也就办不成。
大一时，聂风所在的协会和另一个协会合办活动。活动举办前，当时的会长带着聂风请对方主席团吃饭，说是吃饭，但喝酒才是主题。那天聂风感冒，只敬了对方正主席一杯酒，就没有再给几个副主席敬酒，但是真诚地道了歉，几个副主席也表示谅解，还都拍了拍聂风的肩膀表示友好。可到活动举办时，对方处处为难聂风，他一开始不明白原因，最后是会长告诉他，那几个副主席说聂风太狂，要治治他。这件事之后，聂风得到了教训，“再不敢不按套路出牌了”。
北京某高校计算机协会负责人小孙则比聂风幸运，抢在吃亏前先“打点”了一番，逃过一劫。
那次是与传媒协会合办活动，对方负责活动的主体部分，小孙他们则提供赞助物品。活动筹备到一半时，赞助物品出了问题，数量上可能会减少。传媒协会的负责人很气愤，通知小孙要马上终止合作。
小孙以为，坦陈协会的困难并诚挚道歉就可挽回局面，可是一通电话后，小孙还是失望了。眼看这次合作就要泡汤，有“高人”指点了小孙，告诉他应该怎么办。当天晚上，小孙拿着协会珍藏的纪念版手表等礼品找到传媒协会的负责人，赔着笑送上礼物。那个负责人拿到礼品后，对小孙说：“这次就算了，下次合作时可不能这样了啊。”
小孙感叹，原来想要在高校社团立足，真要搞这一套。
湖南某高校的定向越野协会的苦衷更是“难以对外人道也”。学校的体育类社团全部挂靠在体育部名下，体育部的老师操持着社团的活动场地和活动经费的审批大权。定向越野协会是学校16个体育类社团中最不起眼儿的一个，规模又小，又不像篮球协会那样能为学校争光添彩，要是不在其他方面多下工夫，体育部的老师几乎会忘掉有这么一个社团存在，更不用说提供活动经费了。所以每逢节日，会长肖潭就会通知协会主要干部给体育部老师发送祝福短信，春节、教师节、中秋节也会带着主要干部去给老师们送礼。
肖潭的做法算不上“出位”，其他社团或多或少也会这么做。比如很多社团负责人自己不吸烟，但是每次去递交审批表时都会随身带着香烟，关键时候给老师点支烟，就能让一直犹豫的老师瞬间做出决定。如果不这么做，活动场地的申请会迟迟批不下来，活动计划也只能搁浅。
如何才能避免社团干部在“官僚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湖南某高校担任校团委书记的肖老师在大学期间组建了湖南省高校里的第一个社团联合会，也曾去美国深入考察过学生社团的运作情况。他认为，官僚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国内各高校的学生社团。
他指出，“官本位”的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大学生难免会沾染这种习气。从微观上来说，学校管理体制也存在“官僚化”的现象，处于这种体制之中的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更容易受到这些现象的影响。
在社团工作中，尽管学生社团大多有指导老师，但形同虚设。适于指导老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工作无法量化，导致指导工作难以保证、难以落实。
另外，尽管社团成员的维权意识在逐步增强，但是机制不健全，使得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对社团干部进行约束，导致社团干部的工作缺乏监督，让这些干部在“官僚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作为曾经的社团干部，肖老师这些年也对社团工作进行过反复调研。他认为优化机制是关键，首先要建立明确的奖惩机制、监督机制，这样才能为社团工作的良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加强对社团干部的引导，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服务意识，加深他们对社团工作的了解，也同样迫在眉睫。（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