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2007年5月11日，成都)
走进梁碧波的办公室，三个男人，他和他的两个助手。两个助手也是他的徒弟，杨益和刘江，都黑黑壮壮，和戴着眼镜一看就很知识分子的梁碧波相比，他们更像拍纪录片的。
说起梁碧波，刘江师傅长师傅短，一副规规矩矩的徒儿样儿。刘江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拍纪录片而自己的师傅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觉得师傅有这方面的天分。“虽然师傅不是科班出身，可是他教出来的东西却十分规矩。”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梁碧波自己显然是不愿意摆在那里被人崇拜的。他那口还带着三台口音的成都话摆起龙门阵来生猛得很，要故事有故事，要段子有段子，四川人特有的诙谐机灵都在里面了，偶尔夹杂几句川骂，过瘾得很，用现在时髦的讲法就是：原生态。幸好梁碧波的嘴里会时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提醒我眼前这个人是经常在国外获奖、经常在国际电影节上当评委、经常被老外喊成碧波梁的纪录片大师。
说实话，不是因为大师的头衔，也不是那么多荣誉和奖章，正是因为梁碧波这股子火爆爆原生态的野味，让我对他产生了信任，正如他在采访里所说的，只有吃着川菜，说着川话，才会知道自己根在哪里。Local和international，是决定一个纪录片工作者能不能走得更远的关键。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对他更加信任。梁碧波说他有一次看《电影传奇》，里面讲到当年拍黄继光堵枪眼的那场戏，导演说在黄继光最后冲上去的那一刻，加一个他回过头看连长并高喊一声“连长”的面部特写镜头。梁碧波说这个镜头加得太好了，黄继光在最后时刻也许还想不到民族国家这么大的意义上去，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不辜负连长的信任，他最后看连长一眼，也许就是为了告诉连长，他冲上去了，他做到了。讲这个的时候，梁碧波眼里有泪光在闪。他说他表达不清楚这个镜头的意味，我却知道了他的共鸣在哪里。
一个成了大师而不贵族，依然有着蓬勃野气的梁碧波，一个重情义不愿辜负别人重托和信任的梁碧波，让我相信他还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故事
（一）用心就能拍好
采访前，梁碧波先给我看了两个短片，分别是关于道教文化的形象片和西岭雪山的广告片。的确是短，前者4分多钟，但不失大气雍容，后者仅30秒，画面时尚节奏明快。“好看哇？”梁碧波眼睛在镜片后面发光，抑制不住的笑容表明他不准备对别人的赞美表示谦虚。
虚构和非虚构，在梁碧波看来是影像作品分类的一大标准，他说，这些宣传片在大的分类上属于他所热爱的非虚构范畴，这些作品，和他之前拍摄的《千秋川菜》《老照片》《守望三峡》《熊猫宝宝成长的故事》等一起，形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新阶段。而之前，梁碧波早期的作品《婚事》《二娘》《冬天》《马班邮路》《三节草》《峨嵋女尼》等，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
《婚事》，创作于1999年，跟踪了两对农村青年从提亲到结婚的全过程,历时一年多，立体地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生活。这部片子共获得两项国际大奖,七项国际入围。
《冬天》，创作于1996年，记录了四川省都江堰市虹口乡漆树坪的乡亲在一个冬天里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反映了浓郁的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交织的农村现状。手法上，这部片子更接近纯粹的纪录片。
《三节草》创作于1997年，讲述了泸沽湖畔70岁的老妇肖淑明从一个成都女学生到土司夫人再到普通人的传奇身世。
《二娘》拍摄于1995年，讲述四川宜宾县三合场的邓二娘一家发生在春天的故事。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都是瘫痪病人。二娘一个人既要种田养活全家，又要买药为丈夫和儿子治病。16年来，二娘就这么艰辛地过日子。同行们普遍认为，《二娘》是当时悲情片的代表作。
《峨嵋女尼》拍摄于1995年，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伏虎寺女尼们鲜为人知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这些作品，让梁碧波获得了国内国际同行的认可和赞誉，九十年代中期他开始频繁出国领奖、开研讨会、看片、当评委。在美国做电影电视访问学者，给梁碧波打开了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他说，第一次出国，别人看了他的作品提了很多问题，他一句都听不懂，“面对一电影院的老外，我独自站在银幕前，尴尬至极”。回来后他恶补英语，现在的英语水平“比川普还要好”。有了这个工具，梁碧波获得了更多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使自己与世界纪录片创作保持同步。
当然，更重要的变化还是来自梁碧波的创作，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作品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的局限性，实际上是思想意识的局限性——“心中没有大气象”。不久他创作和受邀创作了《老照片》《守望三峡》《千秋川菜》等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大型纪录片，显示了自己驾驭大型题材的深厚功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纪录片创作领域的地位。
出名后，宣传性的作品和命题作品开始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梁碧波也苦恼过，但慢慢地他意识到只要用心，这样的作品同样可以拍得很好看。梁碧波说，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好处是可以比较自由地创作，但可拍摄的题材范围相对要小一些；而在体制内，有任务压着，有甲方催着，也有接触各种形态纪录片创作的可能。现在电视的各个工种，新闻、专题、纪录片、mtv、广告，没有没做过的，随便喊他做啥子，他都有信心做得好看。
（二）名师总结高徒
创建于1993年的成都电视台经济频道，市民称它为33频道，到1995年的时候意识到应该涉足纪录片创作领域了，因为只有纪录片能够代表一个电视台的最高制作水平。后来有人采访当时的领导，为什么会选择梁碧波？领导说，我们其实是押了一宝。
没想到，这一宝，还真押对了。
当时的梁碧波在领导眼里，是一个很拼命很敬业的记者，创造过一个月发70多条稿子的纪录，另外，他是第一个报道李伯清的电视记者，为李伯清做了一个十分钟的专题，他还是最早报道府南河的电视记者之一，1993年初他和主持人周晓兵搭档，骑自行车从府南河的源头一直拍到合江亭，做了一个二十多集的系列片。采访的那两个月，他们没拿一分工分，只有基本工资，二百五。
什么是纪录片？梁碧波不懂。“其实当时的领导也不懂，他们跟我说一个月拍一个，一年拍12个。”听起来是个好耍的玩笑，但还是上路了。最开始的一段日子，梁碧波的主要工作就是跑到自己原来的单位省农科院“蹭长话”，那时候已经成名的纪录片大师王海兵正在蜂桶寨拍大熊猫。梁碧波天天一个电话，最后电话拜师。
王海兵说到这个爱徒时这样总结，梁碧波成功靠四气，“第一是心气，要拍就拍最好的；第二是灵气。每次对他稍加指点，他就能融会贯通。第三是傻气。我之所以将他引为同道，因为拍纪录片的人要孤军奋战，要放弃很多东西，要往大山沟里钻，惹一身虱子，经济收入方面也大打折扣。第四是运气，这几年正好赶上纪录片行情看涨。正是这些成就了他。”
“其实当时只想能完成任务，通过审片，给领导交差”，梁碧波说自己当时的动机只有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好像都有这个德行，一旦被人信任，就要想尽办法不辜负信任。”梁碧波发现自己做事的好多动力不过如此，“一直是领导的乖娃娃”，他调侃自己。当然，后来领导和梁碧波自己都发现，一个月一个纪录片是多么不切实际的想法啊。不过这也导致刚刚拍片的1995年，梁碧波一口气拍了三部纪录片，《峨嵋女尼》《二娘》和《马班邮路》，有点“厚积薄发”的意思。
无知者无畏。纪录片和其他影像创作一样，需要的正是大量实践。当年懵懂之下的勤奋创作正好丰满了梁碧波的羽翼，加上王海兵的引荐和指导，梁碧波迅速脱颖而出。《大国崛起》艺术总监康建宁说，当年梁碧波进入纪录片圈子的时候，探头探脑很不起眼，但是隔段时间不见，就会成熟一大截。
梁碧波说纪录片吸引他的是可以不断地创造，还可以深入了解人生，从被拍摄者身上学东西。梁碧波记得他在巴基斯坦采访时，一个女特警教官告诉他，一个专业人士应该具备三个要素，第一热爱，第二是良好的训练，第三是非常多的锤炼机会。
恰好，梁碧波具备了这三个要素。
（三）真诚地做人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
我问梁碧波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像农民一样对待人。
梁碧波会做人，这在纪录片圈子里是公认的。一般来讲，评价一个人会做人，会让人觉得他很圆滑，而梁碧波的会做人，却做得真诚。他的徒弟杨益说，拍《三节草》时，梁碧波觉得需要到对面山上去拍一个远景，为了这个镜头，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拍回来一看，不行，必须补拍。为此，梁碧波一个劲儿地给大家道歉。其实，作为片子的导演和大家的师傅，他大可不必如此。刘江说，他们都很愿意跟着师傅出去跑。
也许从小在农村生活，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什么是苦难；也许是曾经学农，在省农科院，每天想农业问题想了九年。这也是最开始他会一再选择农村题材的原因。“对苦难有天生的共鸣，对农民有天生的认同”。没有这样的共鸣，拍片时不可能吃下那个苦。拍《三节草》时，正赶上雨季，他们的住处有十几个地方漏雨，只好抱着湿被子，脸上盖条毛巾入睡。吃苦倒在其次，没有共鸣的话就无法投入感情，感情不投入，拍出来的东西就会非常表面，在现场就无法发现镜头。在拍《二娘》的时候，二娘家买的老母鸡孵出了一群小鸡，在院子里叽叽喳喳的，梁碧波突然觉得二娘就像那只母鸡，辛辛苦苦养育着一家人，于是他趴在地上，给老母鸡和小鸡拍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长镜头。
梁碧波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被拍摄对象形成理解，得到他们的配合，靠的也是他身上的这股真诚，他们知道，梁记者拍他们是为他们好。梁碧波和这些被拍摄对象保持了长久的情谊，峨眉山伏虎寺的女尼们直到现在还和他保持着联系，她们来成都，梁碧波就是她们的免费司机。
梁碧波很迷恋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谊，把每一个与他合作过的人都看作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义气，兄弟，这是能让任何一个血性男儿血脉贲张的字眼。梁碧波向往这个。
“纪录片比到最后，比的还是思想，比的还是情感，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梁碧波一边说，一边摇着脖子，骨节间发出咔咔的声响。
对话
人，总要弄点啥子出来
记：拍纪录片的乐趣在哪里？
梁：创造，creative，就是那种感觉。生命在于创造，人总是要弄点啥子出来。
记：纪录片拍到的真实是生活的真实吗？
梁：不全是，有导演强烈的意图在里面。
记：有一种直接电影是提倡不采访，不介入，不控制的理念。
梁：对，它的理念就是摄像机的镜头就像定在墙上的苍蝇一样，观察生活而不干涉生活，《三节草》就是这样，极致的表现。
记：但是我看《三节草》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导演有强烈的想法在里面。
梁：这就是选择，为什么这样选择，就是导演功力。什么是值得拍的，从哪个机位拍，拍成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编的时候用好长，这都是选择，所以观众看到的纪录片的真实，实际上就像法官看到的犯罪事实的真实一样，是律师拼凑出来的。与生活本身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说是高于生活，还有提炼，总结，归纳，张扬，等等，导演就是干这样的事的。这是形而上的一部分，形而下的一部分就是技术了。
记：现在国内纪录片的生存环境仍不是很理想，你最关心什么样的话题？
梁：纪录片的商业化的问题。纪录片从产生那天起就不大具有商业属性，现在国内纪录片是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极低的商业价值，整个社会没有这股静气，观众也需要培养。其实纪录片是社会生活脉搏的反映，是非常重要的提高公众道德标准和认知标准的重要手段。国外的公共电视台会有大量的时段播纪录片，影响社会的价值观，这在国内还做不到。
记：为拍纪录片，你在家庭方面舍弃了很多。
梁：有一次我去科影厂厂长家玩，看他家里有一台非大八大的液晶电视机，跟我家的一样。我问他为啥子，他说我又没娃娃，常年在外面拍片，老婆一个人在屋头，只好买个好电视让她守到嘛。哎呀，这样的想法和我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