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阳春在与父亲交流
大学生耳聋 休学收破烂
姐姐遗传性耳聋，他从小就明白，自己是父母唯一的精神寄托。
父亲靠收破烂供他上大学，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像姐姐那样。他还发誓，工作后一定不让父亲再收破烂。但残酷的现实，仍让他跌入寂静世界。
他想过死，可想到对父母的承诺，他活下来，开始和父亲一起收破烂。
和父亲一起收破烂
20日深夜，大渡口马桑溪大桥下一破败的出租屋里。
昏暗的灯光下，本该读大二的付阳春正和父亲付建凑在灯下，数钱。
钱，是父子俩当天收破烂换来的。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能来干这种脏活？”付建总是忍不住这样说，他总认为儿子听不见。
“我能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在说什么。”付阳春痛苦地闭上眼睛。
白天，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高楼间，父亲“收破烂”的叫喊声比以前更大、更勤，但付阳春的世界，一片寂静，只能挑着麻袋，静静地跟着父亲走。
去年底，他突然失聪了，什么都听不见——即使凑在他耳边大吼。
记得以前放假和父亲一起出门收破烂时，他还可以帮父亲讨价还价，而现在，他只能看着父亲和别人不停翻动的嘴唇，猜测他们在讲些什么。
他不时“听”到别人骂他们低贱，因为，他能从父亲布满皱纹的脸，以及那屈辱的泪花中，感受到别人说的是“笑话”。
“大学毕业工作后，我绝不会让你们再收破烂，我要让你们享福。”付阳春总是这样对父母承诺——在他耳聋前。
可现在，发誓不让父亲再收破烂的他，却休学回家，天天和父亲一起收破烂——为了医药费，为了能继续读书，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
收破烂，依旧是这个家唯一的依靠和希望。
出租屋前边是长江，后面是成渝铁路，左边是附近厂矿的污水排放口，屋顶是石棉瓦。屋里，一个15瓦的灯泡，是唯一的家用“电器”。
虽然出行很不方便，房子又破，但付建很喜欢这里，房主见他可怜，免了他的租金。
一大把零钞数了好几遍。“今天挣了28.7元。”付建边说边在一旁的纸上写下“28.7元”，递到儿子眼前。
“哦，共有1000多元了，可距离35万元……”付阳春说不下去了。他听不见，却依然可以说话。
长大后还是耳聋了
付阳春是四川广安市广安区化龙乡人，1991年，父亲就到了重庆，靠收破烂和当“棒棒”为他挣学费，母亲则留在家乡照顾老人。
2008年12月28日，付阳春永远记得这一天。这天，他所在的西昌学院校园内，处处都充满着迎接新年的气氛，他却在这天被纳入残疾人的范畴。
“我正在食堂吃午饭，耳朵‘嗡’一声巨响，就突然听不见了。”付阳春马上想到自己的姐姐。
姐姐大他2岁，3岁时也是这样突然耳朵“嗡”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神经性耳聋，是遗传。”听了医生的话，付建和妻子同时将眼光慢慢移向怀中的儿子。那时，付阳春才1岁。
付阳春在侥幸和担惊受怕中渐渐长大，于2007年考入西昌学院工商管理专业。他明白，姐姐残疾后，自己就是父母唯一的精神寄托。他一直以为，自己都22岁了，不会像姐姐那样。
付阳春记得，自己考上大学那天，父母有多兴奋，逢人便说，付家也出了个大学生。“等他毕业我们就轻松了，再苦都值。”靠收破烂替儿子挣学费的父母总是对亲朋这样说，言语间，带着一丝骄傲。
“遗传性前庭导水管扩大，无任何药物可治疗，要恢复听力，只能换人工耳蜗，至少要准备35万元医药费。”今年1月在北京治了10多天后，北京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都这么说。
付阳春无法想象，35万元，父亲要收多少破烂才能挣回来。
他想到死，只有死，才能让父母摆脱经济压力。一天，趁父亲不在时，他拿起水果刀。可当水果刀在手腕上留下一丝血痕那一刻，付阳春停住了，他想到自己曾经对父母许下的那个承诺：“只要活着，这承诺就还有希望，如果我死了，他们会更痛苦。”
回重庆后，他决定跟父亲一起收破烂。
“我一个人去吧，你一个大学生……”付建在纸上这样写着。
“要我待在家里，看着你老人家出去替我卖命，我办不到。”在父亲的叹息声中，付阳春跟着出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