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北京的空气里有了些春的暖意，在一间香味氤氲的咖啡馆里，《环球》杂志记者见到了储凌川。这个斯文而有礼的女子显然状态不错，一见面，几乎没有经过多少寒暄就开始说起了她的故事。
口述者：储凌川
2008年底，我离开了房利美，回到了中国。虽然我依旧很喜欢我的工作，但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我不能跟着公司这艘船一起沉下去，要早做打算。一旦市场真正不可逆转地下行，就没有什么公司会招人了，而且街上会呼啦啦地都是被裁掉的人。我想是考虑回国的时候了。
早在2008年4月，我在分析市场时，就有种很不好的感觉。果然，很快地，公司开始缩减福利，把员工的养老计划整个取消了。
房利美的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种是正式雇员，享受公司的福利及保险，另一种是合同工，根据项目的需要而签一些人，什么时候项目结束，他们就离开。到2008年的时候，公司开始不再聘用任何合同工，像我这样的正式雇员不得不一个人做原来六七个人的工作，加班的时候也开始变多，我无法很好地照顾我的家庭，很多同事也一样。环境变得恶劣起来，大家都人心惶惶。虽然我是公司核心部门的人员，并没有被裁员的风险，但却觉得一点前途都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方向感。
很多人都一厢情愿地觉得熬过一年就会好的，或者是奥巴马当选后会好的，但我却不太看好。美国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并不是高喊“change”这个词就可以改变的。
从繁荣到泡沫破裂
我在房利美工作了近5年，职业是高级分析师，分析固定收益资产的价值和投资组合。
房利美是个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公司，资产规模庞大，有8000多亿美元，负债则是7000多亿美元。在美国，它是个相当好的企业，员工的工作强度适当，并且拥有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进了这家公司的人，多半都打算一直在那工作到退休，有很稳定的心态。我当时也是如此，为能进这家公司而感到自豪。
从2004年美国房地产开始繁荣到2008年泡沫完全破裂，我在这家公司里，经历了整个过程。
“9·11”以后美国一直持续实行低利率的政策刺激经济，借贷变得非常容易，而那几年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房价比较低，这两个因素叠加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实体经济没有刺激上来，房地产市场却被抬起来了。
各个金融机构把许多按揭债务集成在一起打包，在基本产品之上创造出很多一层套一层的产品，再把它们卖给投资人。每个公司都会做金融模型，但再好的模型也不可能把现实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做模型的人往往是一些数学和物理博士，并不太懂金融。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升温，金融机构开始做一些高风险、复杂化的产品，甚至是信誉不太好的产品。
当时的美国资本市场上充斥着这些产品，大家的资金都买了这些产品，让它的价格变得很高，而现在，谁手中还持有这些产品，就只能看着它的价值变成原来的20%~30%，甚至是一文不值。
那些复杂的金融产品的最底层是买房者签署的贷款合同，而当出现付不起房贷的情况时，根本没有人能搞清里面的法律关系。于是出现了很搞笑的例子：在美国，有一个买房的人还不起贷款了，银行要收回他的房子，这个买房者就雇了很好的律师去打官司，说银行没权利收回他的房子，银行只是做了一个服务者，把他的贷款卖给了投资者，只有最终拥有他房产的投资者才能起诉他。法官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能起诉买房者的人，最后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