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跟多个女大学生关系暧昧
2009年1月11日，记者见到姜丽时，她脸上被丈夫陈思殴打过的淤青还有很大一块；走路时，右半身一直不灵便，姜丽说，这也是被打后留下的后遗症。
谈到1月6日晚“捉奸行动”的失败，姜丽分析，大概是谢小红害怕陈思真的会将裸照传到网上去，所以妥协了。
冷静下来，她回忆起丈夫其实不是第一次出轨。2005年，陈思家里请了一个35岁左右的保姆，长得也还周正，11月的一天深夜，姜丽从外面打麻将回来，恰巧碰见陈思从保姆房里出来。两人当即大吵了一架，之后，陈思将保姆送回老家。
现在，姜丽下定决心要和陈思离婚。她开始从那张宾馆房卡的纸片上找线索，为自己的离婚诉求获取证据。
纸片上的5个电话号码都是省内几个大学的女学生的号码。一位名叫马香的女孩告诉姜丽，她也是通过王科认识陈思的，但她只承认与对方网聊过。另一位名叫伍凤的女孩在接受《今日女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也称，只跟陈思发过几次信息。得知陈的劣迹后，伍凤忙不迭地把他的号码给删除了。
记者试图拨打姜丽提供的王科的号码，但系统提示，对方手机无法接通。
姜丽说，陈思告诉她：“王科专门物色女大学生，用作商业贿赂。”陈思解释和谢小红的关系时，说是要把谢介绍给某位领导，给他做“文秘”。
在记者对纸片上5个电话号码调查中，得知王科认识女大学生的手段大多是：偶然邂逅，然后索要电话号码或网络联系方式，再介绍给相关男士，让其与对方沟通。
谢小红说，王科也曾要求她再介绍几个女同学给他，“他说自己都会给她们找工作。”
现在，谢小红准备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中，明年她就要大学毕业了。
谢小红身上还带着那份自认为是保障的协议书，但她并不知道，她所持有的协议的内容是违法的，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在对话中，姜丽一直很平静，只是谈到孩子时，她才有些激动：“离婚了，女儿怎么办？”（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调查
比包养更可怕的是对待包养的态度
姜丽仍没有放弃跟谢小红的联系，希望通过她的帮助，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合法权益。不管她在这段婚姻中是否有属于妻子的角色偏差，但在感情上，她无疑是受害者，我们希望她能在律师的帮助下如愿以偿。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联系上事件的另一重要当事人陈思。但年近四十的他居然能同时与几个重点大学的女大学生保持暧昧关系，这很让人惊诧。且让我们放过对陈思的道德谴责，以及对其心理探究的好奇，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被包养的女大学生身上。
打开百度，随意把“包养”输入搜索框，结果令人瞠目结舌，相关网页竟有1590000篇；搜索“包养大学生”，找到相关网页“6110000”篇。
为此，记者于1月10日在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附近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了50名女大学生对“包养”这一敏感词的看法。令人欣慰的是，90%的女大学生对包养等以身体换取金钱的行为持否定态度。但让人忧虑的是： 30%的女大学生认为“包养”行为并不奇怪；对“包养”、做“周末二奶”的看法，有26%的人认为“很正常，每个人追求不同”，有40%认为“无所谓，但自己不会去做”，2%的人表示“赞成，有机会自己也会这么去做”。
这个结果让人触目惊心！
“包养”行为，称得上是社会的恶性肿瘤，然而在为数不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校女大学生眼里，竟然是司空见惯的“正常行为”——这无疑给“包养”提供了宽松的社会土壤，更在客观上助长了这一行为的蔓延。比“包养”行为更可怕的，正是这种道德标准模糊的心态！
心理分析师周玲认为，当前的女大学生大多是“80后”、“90后”，她们常年生活在校园环境中，又承担着繁重的学习任务；她们远离现实，却又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加上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很多人未经历过生活的磨炼，她们被家长宠爱，渐渐形成自私自大的心理，不少人的心理素质都偏弱，比较偏执，价值认知模糊，价值认同失衡。
在某些媒体、某些人群津津乐道于“女大学生被包养”案例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长和学校迫切要做的，不仅仅是关注包养事实本身，还应高度重视并修正女大学生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这对净化社会风气、引导女性走上真正的幸福道路，才是最重要的！ 今日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