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法学员副教授王琳：您好。
张泉灵：为什么您说这样的破产开始的太晚了，您的理由是什么？
王琳：我们知道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已经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也从新闻媒体上发现，三鹿集团旗下已经有多家的工厂已经被剥离。在10月底，三鹿有八家非核心的工厂已经陆续的破产，其中有一家没有更名，另外七家已经全部更名，并且开工生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外界的一个环境就是，在三个多月之后才来进入这样一个破产的程序，是否存在有这样的情况，三鹿已经把优质的一个资产逐步转移走了，再来公布这样一个破产的方案。我们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三鹿已经严重负债高达10个亿以上，不可能每个债权人的权益都得到司法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当中相关的规定，按照法律的顺序顺次来进行补偿，当这个三鹿的资产不足以抵付债权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按照比例来清偿这样一个过程，这样对于债权人来说，他们都是这样担心的。能不能够再返回到时间的原点，去追查三鹿有没有转移优质资产这样一个行为，我想也是很多债权人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
张泉灵：谢谢王教授。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就会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现在几个利益的相关方都会觉得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的焦虑，不知道自己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伸张，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现在来申请破产，虽然你一开始就说这不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到底对哪些方面会有好处？
马光远：刚才王琳讲这个晚了一点，我倒觉得这个事不能算晚，因为毕竟很复杂，当时是谈判，在并购重组，并购重组过程中，可能发现了很多债务问题，有没有存在一个资产转移呢？从三鹿本身来看，他的资产本身无所谓什么优质资产，包括生产线，他主要是固定资产，分三大块，这三大块本身来看，我觉得转移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目前最根本的证据还是它的债务问题。原先我们主要是通过行政的这么一个途径来解决，政府来主导来谈判，来跟三元进行来协调，目前来看，三元可能对它的债务问题还是比较担忧的。这种情况下，走入破产程序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任何人的利益通过司法程序去解决，同时通过政府来主导政府来协调，可能会好一点。再一个就是说，目前仅仅它是一个破产申请，下一步不一定非要进入完全的破产，从破产申请到宣告破产中间还有一个协调，我相信这个三元也好，还是三鹿也好，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案，不断地解决最佳的解决之道。目前来看，我倒觉得进入破产程序以后，各方的利益反而明朗化了，大家的驳议更加清晰了，事情本身应该说关注度更高了，这对于受害人也好，对于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好，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张泉灵：但问题是现在大家还有另外一个期待，就是时间的问题。到底比如说你进入了一个，比如说破产程序，多长时间这件事情能明朗呢？
马光远：从目前来看，从破产申请的破产宣告，我们这个《破产法》规定和什么时候进入这么一个时间，但是破产本身，根据我的这种经验来看，时间应该说不会太短，所以我认为最好的选择仍然是通过进入这么一个程序之后，通过剥离负债，通过政府的协调，通过对债务本身的一系列的重组，假使三元进入以后，充分利用三鹿本身的这种资产资源，完成恢复生产以后，对大家所有的利益我认为是一个最好的保障。
张泉灵：也就是说你觉得在这个结骨眼上，三鹿如果真的彻底死了，可能对谁也没好处。
马光远：彻底死了，我认为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最坏的博弈结果。
张泉灵：现在通过三鹿奶粉事件出来之后，三个多月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我们当时可以重新来总结一下，碰到这样的突发性的公共安全事件，我们在这个处理上有什么样可以值得总结的经验？
马光远：三鹿本身是一个标杆、里程碑，这个事件出现以后，我们看到当然各级政府非常重视，但是在解决办法，比如说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进入司法程序，到后来我们政府单独来出面协调，我想应该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单独靠任何一个方面的力量，比如说司法也好，还是政府也好，不可能勉为其难，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够做的最好。所以我希望在以后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能够把三鹿这个坏事变成一个好事，变成一个什么好事呢？再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化的东西，比如说国家怎么样进行赔偿，企业怎么样来对待债务进行重组，怎么样跟司法，跟行政进行互动，探讨这么一个完善的解决之道，对于我们这个经常发生质量事故的国度而言，我觉得是最急需的一个问题。
张泉灵：也就是说在这个三鹿的事情刚刚出来的时候，政府出面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可以及时的帮助一些受害人，或者免费救治的一些这样的途径？
马光远：非常重要。
张泉灵：但是还是要完全靠政府来当协调人，可能政府的角色就会变得非常的尴尬？
马光远：应该讲已经很尴尬了，作为政府本身来讲，司法应该讲在所有的解决纠纷的途径里面执法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但是不能完全靠司法，所以政府的介入非常重要。我们看国外一旦发生质量事故，政府介入非常快，对社会上的安抚，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这种解决，政府协调力度非常大，我们应该建设这么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建设这么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建立这么一个应急的预案。一旦出现同样的事故之后，我们可以很从容，不用政府先来协调。比如说目前经销商也很着急，受害人也很着急，三鹿的员工也很着急，这样事实反而是他们对未来没有一个明确的预知。他们担心一旦破产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收不回来。这种担心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最起码说明我们在制度方面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良好的期待，所以我觉得三鹿本身如果能够变成一个好事，那就是说给以后给未来解决同样的问题，我们确实制定了一个制度，明确界定政府的责任、司法的责任，相关利益方的责任。这样大家一旦出现这个事之后，完全可以按照制度上的东西去解决，不会发生一些大的这个事件，更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