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加上访模式
先向药监部门举报假药，后将药监部门告上法庭，这几乎成了高敬德在南京打假药的程式。
早在2007年4月6日，高敬德就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将南京市药监局和秦淮区分局告上了秦淮区法院，起因是他举报秦淮区夫子庙几家药店销售假药后，“药监部门行动迟缓，态度消极，以致我的打击假药行为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我还受到店主的袭击。”
即便是高敬德认为在南京打假药最满意的下关假药案，其结果依然是他与南京药监局下关分局对簿公堂，原因是销售假药者被判刑后，高敬德向药监部门提出奖励请求时，遭到了拒绝。
高敬德认为，南京市药监局下关分局出具给他的《关于郑怀现涉嫌非法经营药品的举报答复函》中，清楚地写着涉案药品价值287477.63万元，根据《举报制售假劣药品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货值超过15万元或大案要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已经依法实施了行政处罚，可由实施处罚的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按照举报有功等级分别按货值的4%~5%，2%~3%，1%~2%给予奖励。
而南京市药监局下关分局则认为，他们在2007年7月6日就将此案移交南京市公安局下关分局，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此后由公安机关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该局并未直接参与该案的查处，也未对郑某实施行政处罚，因此不涉及行政奖励。而《举报答复函》中的涉案药品价值287477.63万元是笔误，实际为287477.63元。
“最后由下关法院行政庭出面给了我5500元钱，而我自己在这次打假案中花费了近两万元。”高敬德说能拿到5500元的“奖励”，也是他不断向江苏省有关部门上访的结果。
在不到两年里，高敬德将南京市药监局白下分局、玄武分局、秦淮分局和鼓楼分局先后告上了法庭。
“我告鼓楼分局的案子虽然已经调解了，但直到现在，我作为举报人还不知道案件的处理结果。”高敬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去找鼓楼区法院，法院告诉他已经发建议函让南京市药监局鼓楼分局将所查药品送检，而南京市药监局鼓楼分局则回复他并没有接到法院发来的函。
11月2日，高敬德再次拨通鼓楼法院负责行政庭的副院长的电话，询问案件进展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向南京市药监局鼓楼分局发函要求将所查药品送检了。高敬德随后又拨通南京市药监局鼓楼分局张科长的电话，张科长不等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他们这样不了了之，让我怎么信服？”高敬德说。
谁在被利益驱动
高敬德算了一笔账，他每天吃住费用再加上通讯费用，要花掉五六十元，还不包括买线索的费用，近两年来，他在南京打假药花掉四万多块钱，拿的奖励不到一万块钱，他是在“贴钱打假”。
高敬德向《瞭望东方周刊》披露，南京市药监局白下分局的程副局长曾向他提出每年给他500块钱，让他不要在白下区打假药，他拒绝了。
但程副局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根本没有那回事”，“高敬德举报假药有时让药监部门很难配合，药监办案有严格的程序，但一旦达不到他要的效果他就到法院告你，到一个地方不给他钱他就无休止地闹。”
南京市药监局秦淮区分局的王局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高敬德打假药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与高敬德的合作还是不错的，对于假药问题，有报必查是药监部门职责所在。
“秦淮区一开始也不行，现在改正了。”在高敬德看来，南京市药监局秦淮区分局是“比较好的”。
对于高敬德所反映的一些情况，11月2日，南京市药监局局长胡万进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相关问题应该由他们的分管领导向媒体作出解释，但分管的华文副局长近两天刚好有会议不能接受采访。
在互联网上，有网友为高敬德摇旗呐喊，称他是舍生忘死的打假斗士，也有声音说他是利欲熏心的好事之徒。对此，高敬德说：“有那么多眼睛在盯着我，有没有图利不需要我来说。”
高敬德被打后，南京电视台《周涛讲故事》栏目将高敬德在南京打假的经历制作出成节目播出，原定分上下集的节目，让南京观众感到不解的，节目只播出了上集，没有了下集。
值得一提的是，高敬德被打之后，鼓楼派出所、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办案民警先后借给了他4700元治病，他还收到江苏省公安厅经济文化保卫处处长朱宁亲自送来的个人慰问金300元，该处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还否认曾经发过不让医院给高敬德治病的通知。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负责该案的安警官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正在安排高敬德做伤情鉴定，根据相关规定，他不便就案情说太多。
高敬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被打两个月已经过去，但他觉得自己的案子还没有头绪，“利益相关者织成一张网，我撞进这张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