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目前完成投资回报的压力依然很大吗？如果完成了，还有什么压力？
封新城：对！这个压力一开始就有，今天仍然存在。把投资的钱偿还了就完了，在中国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的，投资者只能介入一部分。对投资者来说，传媒是一个长期投资，它的回报并不是直接的。这钱投到影视、房地产，甚至娱乐场所，收益都会比投入传媒大得多。
采访者：投资人是否满意呢？
封新城：他和其他媒体的人谈起来的时候，特别得意，因为他的投资是成功的。而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流露出这种得意，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偷懒。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七年来《新周刊》一直在“急行军”，必须进入常态，现在进入到常态了吗？
封新城：从发展这个角度讲，企业自身结构可能有问题。如何实现产品的规模化和品牌的划分;如何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搞好管理理念输出;还有钱的制约等等。但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还是一直不停息地去寻找机会。
我们追求通过对《新周刊》这个品牌的延伸，开发我们现有的资源，这些都是经济行为。包括在图片和设计方面提出做“视觉开发商”，比如建立图片库等等，这些都是努力的方向。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传媒人吗？
封新城：我是学中文的，在大学里我喜欢写诗，写了很多诗。但是我最后没有朝这个方向走。当时的一些诗友后来成了作家，比如苏童，还有南京的韩东，云南的余坚等，可是我最终选择了这一行，当然这与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广播电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非要讲“天生”，我承认我的敏感。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如果你对外界的事物不敏感，或者说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
采访者：你觉得《新周刊》是你作为一个传媒人最理想的选择吗？电视媒体是不是更好？
封新城：我对纪录片非常有兴趣。有很多电视人希望跟《新周刊》合作，我没有这个精力，因为它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而是一个传媒的业务，我现在运营着一个传媒，它的背后是一个公司，这关系到这个公司要做什么。我们号称做传媒运营商，从战略发展上来讲，为了做影视，需要一个过渡，首先要和它形成某种关联，比如我们对中国电视的关注，积累了我们在电视界的资源，它随时可以转化为未来传媒运营当中的一个可以调动的因素。已经有过很多合作意向，我现在没有做，是时机还没有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