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人说你的新作《风雅颂》可能入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大家都以为中国作家有一个诺贝尔奖情结,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谈到作家的个人写作如何具备“世界性”,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作家所能决定的。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的“世界性”,无非就是指获得美国和西方的认可。但可以这样讲,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对中国都在脑子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东方主义”。有些作家的小说迎合了这个“东方主义”,就获奖,就在西方受欢迎,但他们对中国现实依旧非常不了解。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远远超出他们对于我们的理解,基于这个原因,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更是应当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别期望按照别人对你的理解去创作、去获奖。因为所谓的这个“东方主义”想象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转变,那时候,今天在国际上获奖的那些中文作品就要过时,成为垃圾。
谈新作:《风雅颂》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
记者:《风雅颂》受到诸多质疑,认为您在歪曲高校教师,夸大了负面。
阎连科:这个小说争议很大,有人说我写的是北京大学,还有人烧书,但我说过很多次,大家应该把《风雅颂》看作是阎连科的一个精神自传。有人把《风雅颂》看作我开始从乡村写作转入城市写作,这是一个误读。因为其实高校到底怎样,对我并不重要,《风雅颂》的核心写了一个从农村走入城市的知识分子杨科,当他在城市生活了多少年之后,他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不属于他,整个社会现实、体制、城市中的爱情都与他没什么关系,当他想要回到乡村的时候,却发现乡村也已经变了,他已经回不去了。《风雅颂》的核心是,写了一个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表达了我对知识分子丧失精神家园后的一种焦虑。
记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有人把《风雅颂》与贾平凹的《废都》作对比。
阎连科:也许中国的文学作品专门对知识分子发表理解的作品不多,所以,会有人拿《风雅颂》与《废都》甚至《围城》作对比。但这三部作品在我心中写照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围城》是钱钟书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文化背景,他写出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了那种散淡、矜持的个性,堪称一部极具个性的优秀之作。《废都》不能说有贾平凹的生活影子,但至少写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与《风雅颂》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比如,《废都》里的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虽然精神上空虚堕落,,但生活里还能够掌控自己。而《风雅颂》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比如主人公杨科发现自己连日常生活其实都无法掌控。
记者:对于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社会上也有一些批判,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对于股市、对于楼价带有利益属性的分析和发言。
阎连科:《风雅颂》里我对今天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包括全部人),相当的一批学富五车,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才华变成了饭庄上的谈资,或者面对女人时候的谈资,但是面对公共场合、社会大众的需求,他们却不敢于发表自己独立思考的言论。
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迅速商业化被不少人诟病。比如经常有一种经济学家、高校教授,被请去为大公司演讲,出场费5万、10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学者竟然像歌星走穴一样,也都配备了经纪人。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知识分子中如果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还想着要有人替他们讨价还价,是非常值得深刻反思的。
有人说《风雅颂》写得如此放肆,歪曲高校生活,扭曲知识分子形象……我就干脆将其解读为阎连科的一部精神自传。虽然阎连科不是大学教授,不是《诗经》专家,也没有去找过小姐。大家都说阎连科是在夸大和扭曲,说句心里话,我只希望从这部小说体现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些理解,最大限度地体现,这就够了。(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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