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采石场的盱眙塘口人王立华对这里最熟悉。几年前，他曾在开采中拾到一个陶壶，谢元安去看，“一看就是汉代的东西，但这并不能说明这里一定有墓葬，很可能是遗弃的东西，只能说明这里曾是生活的居住点”。谢元安于是把陶壶征集到了县博物馆，王立华没有收钱。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有人告诉他下面有墓，他跑来问谢元安，“那个杯子值多少钱？”谢元安不好回答，只说“那个不值钱”。王立华说，那不值钱就还给我。谢元安回答说，“你不要要了，在博物馆展览，下面署你的名字”。王立华指着那块斜插的石头说，“下面很深，钎子通下去掉底”，然后问谢元安，“馆长你开不开？你要开的话，让博物馆出土方费。开到了，文物你们拿走，开不到，土方费也给我”。
村民也许能够听到爆破的声音，但是他们不愿意去管也是有原因的。谢元安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几年前东阳盗墓的故事。盗墓者在夜间挖墓，惊动了附近村民，一个村民上去看，被盗墓者逮着。正是寒冬，盗墓者把村民的衣服扒光，让他下坑道挖土，直到第二天清晨收工的时候才允许他穿上衣服回家。“盗墓者都是红着眼的，就算知道，哪个村民敢去管呢？”谢元安有一些无奈。
2月9日，盱眙县文化局的3楼会议室里，江苏省、淮阴市和盱眙县的有关专家汇聚在一起讨论东阳古墓的有关事宜，会议并不公开。本刊记者来到文化局，县文物局和博物馆的所有领导对有关会议的内容都非常谨慎，保持缄默。知情者告诉本刊记者，当天“讨论激烈，但尚无定论”。对一个新墓的发现或者抢救性挖掘，总是涉及归属权问题。“地方都想自行挖墓，但又要等待上级领导的决定，不能私自去挖。在这时候，怎样和领导沟通很关键。”这位知情者说。
东阳盗墓军
东阳位于皖苏交界线上，距盱眙县城38公里，地处天长、金湖、盱眙三县交界，在春秋战国时代先后属吴、越、楚。秦灭楚后，在这里设县，秦汉仍为东阳县，先后归属荆、吴诸侯国，三国两晋以后开始逐渐衰落。登临县城的都梁阁，可以将整个东阳尽收眼底:东面断续的黄山岭，西面雾气蒙蒙的淮河，北部依稀可见的云山，南面视野开阔的平原。
东阳最繁荣的时候，正好是封建社会最盛行厚葬的时期，城外的同期墓葬曾出土大量随葬品。从上世纪60年代起，秦士芝就在东阳做考古和博物馆的工作，现在定居南京。秦士芝为东阳算了笔粗账，“东阳秦朝是个郡，汉时是个大县，有3万多人，人口非常集中。按一天死4个人，一年365天，440年算，有多少人？有多少墓？”可见东阳墓葬之多。大云山位于东阳古城北大约2公里，是一个古墓群，只是墓葬的级别较低。
在东阳的缪庄、圩庄走一走，在小云山逛一逛，路边的墙上仍然到处可见诸如“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大幅标语。这里曾经是盗墓猖獗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安部门逮捕的盗墓贼不下80人。谢元安告诉本刊记者，东阳向东200米就是江苏和安徽交界处，两省的山路相互交错，那里有一个村子叫姬村，曾是盗墓者之乡。现在村上几乎难以见到壮年的男性，大多数是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盱眙打击盗墓以来，当年的盗墓者进监狱的进监狱，逃跑的逃跑，使这里成为留守村。
上世纪60、70年代，农民把地里挖出来的文物随手扔掉。那时候秦士芝穿着一双黄球鞋，挂着黄挎包，带着用纸盒板糊的宣传小照片，到盱眙的乡村里做流动的文物展览，老百姓指着图片说，“哎呀，这个原来是个好东西，差点就扔掉啦”。秦士芝回忆，“那时候，一个铜壶就能换一个脸盆，一把铜镜就能换一条毛巾加一把铁锹”，没有文物市场，村民也从来没有把文物与金钱画上等号。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盱眙县开挖水渠，沿安徽境内江苏交界处的缪庄、圩庄—庙塘、东阳与朱庄—彭庄一线，曾经出现过100多座古墓，挖墓开始多起来。那时候挖墓的侧重点是挖棺材板，用来盖房子、搭东西，卖、烧，或者家用，完全出于实用的目的。开始是集体挖掘，以生产队的名义挖，挖来的棺材板用不完的就卖了买化肥、拖拉机，发展公社农业，得到公社干部的支持。秦士芝还记得，那时候的大队长去找秦士芝说，“来给我们挖挖吧，我拿棺材板，你们拿文物”。挖出来的铜器就直接卖给收购站，也就是当时的供销社，“没把它当好东西，有一次就从供销社收了36件”。
上世纪80年代安徽和江苏狠狠抓了一下，禁止挖墓，有一段时间比较收敛。80年代后期，文物市场开始开放，开始不合法，后来逐渐变成合法，处于“可以承认你，也可以不承认你”的状态。富起来的人开始玩文物，收的人、买的人也多，挖出的东西在市场上卖得到钱。这种背景下，盱眙掀起第二次挖墓高潮，“农民发现在家搞农业生产搞不了多少钱，文物更值钱”。
谢元安自嘲地说:“现在你去宣传《文物法》，征集文物，农民给你一句，‘摔坏了，没有了’，就是不卖、不给”。秦士芝明白农民的想法，在他们观念里，“国家跑到自家的地里挖掘，把贵重的宝贝拿走了，反过来只赔偿土地费、青苗费，总有些被抢的感觉。”上世纪80年代，穆店乡马湖村一个憨厚老实的农民无意间发现了陈璋圆壶、金兽和郢爱3件国宝级文物，盱眙县劳动技术学校现任校长就是马湖村人，他还记得那时候政府补偿给这个同村农民3000元，盖了座瓦房。“在当时，大家都觉得瓦房很了不得了。”但是今天，情况有所不同。
东阳的农民基本都懂得如何通过土壤识别是否有墓葬，这种知识的普及，与东阳的考古挖掘历史有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京市博物院在东阳办了个考古培训班，将全省的考古人员都集中在东阳东面，做了大量示范性挖掘。当时组织了很多当地农民工来挖掘，“这些农民工在无意中成了‘旁听生’”，谢元安说。上世纪90年代盱眙县最有名的盗墓者沙三，就曾经参与过挖掘，还观摩过东阳一号汉墓的挖掘过程，“我们在下面清墓，他还在上面看”。“在清理墓葬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些规律，比如凡是有珊瑚土的，就表明土层已经搞乱了，说明下面有墓葬。老农都有这个经验，懂得把一根钢钎插下去，听到清脆的声音，出来的气体用火点燃，如果是绿色火苗就是氢气，表明是好墓;如果是扑哧一声，表明棺材板已经破坏了。农民得天独厚的优势还在于，他们长年生活在山里，对土壤，对出土的一片木头、一个罐子，他们都了如指掌，先天消息灵通。他们常常是最关心墓葬信息的人，也主动找考古人员聊天。”
东阳盗墓大军中，河南人和安徽人是不可忽视的主力。河南民工流入盱眙并加入当地的盗墓，和他们掌握了打洛阳铲的技巧有关。这种专用于盗墓的洛阳铲，相传是河南的盗墓贼“李鸭子”发明的。这种铲窄窄的，纵断面呈半月牙状，铲头锋利，常见的铲长30厘米、直径6厘米左右。钢管的柄子是一节一节的，每截以螺丝口或卡槽对接，想探测更深的地方时，就一节一节接起来。这种铲子许多考古人员都不会使用，“手很容易起茧，打不下去”，谢元安做了个打铲的姿势。“农民工擅长使用这种工具，洛阳农民更是。考古界有句话叫‘建模请农民工’，就像打腰鼓的要请安赛腰鼓队，江苏考古调查很多都需要从河南专门请农民工出来打洛阳铲”。安徽人来到这里，则是因为东阳和安徽天长市交界，亲戚朋友往来密切。还有一些外地人，闻东阳的名气而来。“盱眙的历史和地下墓葬丰富，本身就是一个诱饵。”秦士芝说。王勇告诉记者，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都是根据当地的县志按图索骥。
除了盗墓者，还有一些外地人也抱着对文物的兴趣而来。不光是江浙一带来直接掏腰包的大老板，还有那些带着大型成套机械和醉翁之意，到这里来采石或挖沙的老板。王勇为自己的博雅轩建了个《藏鉴集》，封面上是他所藏的一件宋朝钧窑琮式瓶，“是盱眙淮河那儿挖沙的一个老板以3000元卖给我的”，要是直接到乡下去收购，价格会更低。只是农村的东西也再没有以前好收了，农民变得越来越精明，而地摊和文物店里假的文物也越来越多。“只有古墓还能出土些东西。”盱眙淮河镇上搞了14年考古和收藏的张洪学说。
但是盗墓者仍然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们在荒郊野外付出艰苦劳力打井挖掘，或者当场破板、当场出价给一道商贩，或者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到乡村收购的人，再经过几次转手，盗出的出土文物就成了流散文物，洗掉了罪证，登堂入室成为收藏品。而这个时候，盗墓者也就能逍遥法外。
“盗墓者很少有真正致富了的。”谢元安说。真正的获利者是文物市场利益链上端的大商贩，“真正的文物工作者也很少关心它的价格，收购者只知其皮毛，而那些懂得市场的专业收藏家，也就是最终掏腰包的人，才是文物价格的制定者”，谢元安说。
当文物堂而皇之地以传家宝、海外友人馈赠等私人收藏的名义出现在市场上或公众眼中时，人们难以再把它们和盗墓者联系在一起。像北京潘家园这样的三四级倒手交易市场，“它的存在是合法的。可是从《文物法》的角度去审视，对于那些按年代划分流通限制的买卖，你会有新的认识”，谢元安说。而电视媒体对文物市场的参与，反过来又成为盗墓者的学习和信息渠道，明码高价地让文物成为无处不在、难以抵制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