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的亲戚
贵州省大方县坝子村，肖敬明的老家，一个典型的西部山区村庄。嫌犯龙守莹的家就在肖家所在山脚的背面。赵伟的父亲是肖敬明的堂表哥，与肖的母亲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的亲戚。钟力的家距离肖敬明的家仅仅15分钟的脚程，钟的伯父是他的堂姐夫。
绕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肖敬明承认，自己能在宁波打拼出一份令人羡慕的家业，与老乡的帮持有很大关系。肖家所在的300多人的村民组当中，有近半人在外打工，据肖敬明的估算，其中在宁波的接近30人。“我们这里的人出去打工，都是父亲带着儿子，男人带着媳妇，一家一家地过去，”肖敬明的父亲肖明兵说。在儿子作证的那起人命案中至今潜逃的赵伟，就是全家都去了宁波打工。
2000年，肖敬明携妻子从打工10年的贵阳来到宁波，右手残疾的他，下火车时口袋里剩下不到100块钱。“如果不是事先联系了在宁波做小包工头的一个堂侄，我肯定不会去宁波。”肖敬明说。他在堂侄的住处住了半个月，又在其帮助下找到来宁的第一份工作：在工地上打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请他的父亲肖明兵用一个词形容外出打工的老乡。片刻的思考后，他坚定地吐出两个字：团结。
肖敬明的已经在北京扎根的妹妹肖梅，至今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一件大事。不知是谁带的头，仅仅一两天时间，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把山上碗口粗的青钢树全都砍光了。政府来人追查这桩毁林案，其他村子的人都有相互“咬”的现象，被带走不少人，只有他们村的人守口如瓶，全村人安然无恙。
“其实也有心里不平衡的，有的人家里劳力多，砍得就多；也有一棵都没砍到的，”肖梅说，“即便村里人互有不满，毕竟是一个村的。”让她庆幸的是，村子附近没有贵州山区常见的矿产资源，“不然，这样的民风，这样的法律素质，不出大事才怪”。
但这次肖敬明“咬”人了，而且“咬”的还是自己的亲戚。他的举动在村子里掀起了一阵波澜。村里留守的老人们并不了解详情，但从宁波回来的人对此颇有微词。2007年新年，邻居家的酒桌上，一个老乡对肖敬明的侄子说：“你看看，你幺叔干的这叫什么事？”侄子回来抱怨说，幺叔让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很难说这种乡村舆论对肖敬明没有影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他，曾让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小玉帮着写文章记录自己的经历。他原来给女儿定的题目是《我爸爸没错》，后来想了想，改成了《逃亡的故事》。
“听爸爸说，
老家有很多坏人在找我们……”
逃亡是从2006年底开始的。12月6日，宁波市中院对这起斗殴致死案做了判决：行凶者龙守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听审的宁波老乡听到，法院宣读判决书的证词里，赫然出现肖敬明的名字。“叛徒！”猜想得到证实的老乡们，愤怒地骂道。
一位同情他的老乡打来电话，让他尽快离开宁波，肖敬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被曝光。
“这个案子从案发到我们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机关、任何证人要求我们对证人肖敬明进行司法保护的要求，”主审该案的宁波市中院法官钟培红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对特殊案件，比如毒品、强奸，涉及被害人隐私，或是公安特勤卧底方面的，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不写全名的也有。那样，就得在公安阶段，把名字、身份、家庭住址都化好了，再给我们法院一个内部函。”
在公安阶段，经办此案的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刑警大队长张百川的解释是，“在侦查方面对他给的一些线索进行保密。但(他的证词)作为证据，法律规定必须公开，如果我们私自把他的名字改掉，那么这份证据是无效的。”
回过头来反思肖敬明事件，该局副局长陈国富表示，问题在于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参照的标准，公检法之间没有统一的对证人提供保护的衔接。我国现在还没有出台《证人保护法》，到了(诉讼的)后阶段，能否对证人起到应有的保护，我们没有把握”。
接到老乡示警电话，肖敬明连夜用50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歌厅卖掉，带着妻子、女儿和襁褓中的儿子，登上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肖敬明没有把离开的原因告诉妻儿，但小玉还是注意到了父亲在此行期间的变化：父亲不再像以往一样，指着窗外的地点给她做讲解，她的好奇总是父亲粗暴地打断，“别烦我！”
对于小玉，这种变化还只是个开始。到北京后，肖梅也发现肖敬明的“性格有些扭曲”，一改平日对女儿的娇宠，开始打她，“特别肯下手”，而打女儿的理由甚至可以是她背错了乘法口诀表。因为对此感到“不光彩”，肖敬明在来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向妹妹和当时在北京的父母隐瞒了自己的举动，以至于肖梅一度以为他“是不是干了违法的事”。
这种气氛也被女儿小玉感觉到了：梦里的爸爸没有残疾，他带着我们一家人去打网球。我去上厕所，出来时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见了。一个黑影抱着弟弟跑了。有人在后面拉爸爸妈妈，他们拼命挣扎，大声喊：“小玉，救救我！”然后就被那些叔叔拉走了。我拼命想去拉他们，可怎么也拉不住。
对记者回忆这个梦境时，小玉微微抬起头，眼光飘向遥远的斜上方，仿佛那里能看见梦中的场景。做完这个梦，她就再也不敢一个人睡觉。在2008年8月27日的一则日记里，她写道：“我很怕找不到学校，姑姑把我送回家，听爸爸说，老家有很多坏人在找我们……”
义气与法律模糊的边界
肖敬明的担心不是无缘由的。在那位好心老乡近期打给肖梅的一个电话录音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听到对方的警示：“不能回家，也不要回宁波，那些人在到处找他，说要用炸药包炸他全家。”肖明兵在老家街头散步，也曾听到村里的年轻人相互打听着儿子的下落，说要跟他“算笔账”。类似的消息也从贵阳的二姐和安顺的亲戚处传来。
寻找他的人利用老乡圈子，在他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展开搜寻。肖敬明的妻子张焕妹的对策是“六亲不认”：不把自己的藏身之处告诉任何亲友。
其实，在宁波的6年，肖敬明的生活与他的老乡深深地糅合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这位残疾人依靠个人才能与义气，为自己赢得黑白两道都佩服的声望，成为老乡圈子里的中心人物。
肖敬明的“发迹”史并不复杂。在工地打杂2年后，头脑灵活的他利用几千块钱积蓄，开了一个小台球厅。之后的几年，又新增一个小型卡拉OK歌厅和洗头房。他经营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是，选择邻近新兴工业园区的地段，趁房租低廉时签下长期的租赁合同。
他把自己的经营秘诀归结为：胆子大、眼光好、不怕亏。这让他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不算固定资产，仅银行存款就有10万元，远远高于在工厂打工或是“出来混”的老乡们。
老乡的帮衬，也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肖敬明坦言，台球厅开张，几乎全是老乡带老乡过来玩。即便是那些“不干正事”的老乡，也很少赊账、拖欠。肖梅曾从北京赶到宁波看望哥哥，了解过当地的治安环境。她认为，哥哥的产业与老乡帮忙“衬场子”有关，“他开的那些台球厅、歌厅，都是容易惹乱子的事”。
肖敬明以义气回馈他的老乡。在宁波创业的老乡，需要资金周转，他会取出自己仅剩2万多元存款中的2万元整给对方。对于那些“不干正事”的人，他借款的额度则很小，仅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当然，两种情况例外：一是他们犯了事被抓进公安局，需要交钱保出来；另外就是打架受伤，急需医药费。此时，他登高一呼号召捐款，应者云集。
有时候，这样的帮忙会模糊义气与法律的边界。肖敬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他所知道的一桩强奸案，他的堂外甥为施暴者提供了交通工具，肖不得不找地方给他躲起来。“公安局第二天来查，什么都查不出。”肖敬明的义气换来的，是进一步的信任——他事后才知道，几个小年轻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竟然把买来的自制手枪藏在他洗头店的衣柜里。
高度信任的反面，是被“背叛”后的极度愤怒。在“赵喜扬案”后，这些老乡开始怀疑并逐渐确信，自己以前的“翻船”也与肖敬明的秘密告发有关。
让肖敬明更可怕的，是他们无法阻止老乡圈子里，由于误解、愤怒而发酵出来的各种流言。
在贵阳的一个堂哥，听到了肖敬明领“赏金”的传闻，堂哥用“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来议论他的作为，但还是劝他快走，因为钟力经常在贵阳出现。作为被警方追捕的逃犯，钟力似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恐惧，平时呆在贵阳，过年时还会若无其事地回家与朋友喝酒。
在“宁波公安局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做小生意”的传言盛行的背景下，媒体对肖敬明的每一个肯定性报道，对于在宁波的老乡，都无异于一次“立牌坊”的挑衅。据那个好心提醒他的老乡在电话里透露，“那些人”将报道过他事迹的《中国青年报》贴在老乡们聚集的地方，在老乡圈子里广为告之，“就是那个爪爪(手有残疾的人)干的”。
一个流传甚广、让他们更感愤怒的传言是：因为肖桂荣(在宁波的贵州老乡互称小名)顶着媒体告，让法院和公安局感到很大的压力，原本缓刑两年的龙守莹在两年缓刑期满后，将被执行死刑，而对于外逃的人，公安局也下了死命令必须抓到。
“他们一旦恨起一个人来，不是像小孩子那种恨，过几天就散了，他们就是那样，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目睹过老乡当街斩下仇家手指的肖敬明，这样评价他们。而一位老乡转述的在逃者的话，似乎印证了他的看法，“哪怕在里面坐二三十年，出来以后，我有脚有手，还是要去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