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塘，九年
李世江现在基本上住在自己开设的水产养殖园里。这个养殖园位于南通市港闸区边上。占地一百五十亩，被一条马路隔开，一边作为养殖基地，一边是垂钓园。周末，有数十人在垂钓园钓鱼，论斤计费。园区里养了几只狼狗，四只孔雀，还有一些出租的平房。
李世江熟练地穿上皮裤，和三名工人下水捞鱼。这样的事情，他每隔几天要做一次。他的办公室设在鱼塘后面的一座小二楼里。房间不大，没有空调，墙壁上有斑驳的污痕，挂着“马到成功”的装饰画。李世江在这间办公室里处理日常工作，卧室就在隔壁。
生活已上正轨，养殖园也具规模，每天繁忙而劳碌。大女儿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任班主任，小女儿因父亲入狱影响成绩，未能考上大学，但也已进入卫校学习。平日，只有夫妻两人住在养殖园内。有时提起当年，李世江仍会落泪。
“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已经很宽容了。我宽容了所有人，我不想让当年的那些人付出什么代价，我现在想不了那些，我只想要一个清白。”李世江说，有时他还想做警察。看到路上有人做错事，他还会上前制止，只是被人问到，“你是干什么的？”他无法回答。
从看守所释放，李世江有一段时间呆在家里不想出门，一门心思写申诉材料准备翻案。从那时起，李世江每天要抽大概三盒香烟。有时一语不发地叹气，他的妻子就知道丈夫又想起当年的事，就和他出去走走。
南通城区不大，从他家到自己曾经的工作单位不过十几分钟车程。李世江在路上总能看到以前的同事穿着警服上下班。这让他感到尴尬。在他被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妻子和朋友们不断到公检法机关申诉，系统内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情况。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曾经查办他案件的一位检察官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
一天下午，李世江的妻子下班回家，发现屋子里放了一个行李箱。“我想去安徽，反正那边没人认识我。”他对妻子说。他想和一名狱友一起到安徽打工。
妻子张玉兰叫来李世江的弟弟和战友，把他劝住。“你这是逃避。”妻子对他说。经历了丈夫入狱的张玉兰不可能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直到现在，李世江的妻子仍然记得，9年前的那个傍晚，李世江挂了电话，告诉她，“纪委找我。放心，没事。我晚上直接去所里值班，就不回家了。”第二天晚上，李世江没有回家，传呼不通。第三天，妻子到李世江的派出所询问，得知丈夫一直没有出现。音讯全无一周之后，妻子终于在单位等到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拿出一张写着“涉嫌刑讯逼供”的刑拘通知书要她签字。
劝说李世江留下，两人一起在自己的小区开了一家饭馆，不久转让他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后来投资二十多万开发这片荒废的鱼塘。
“他忙起来就好了，那会他天天带着工人在这除草。基本不回家吃饭睡觉。”李世江的妻子说，“一忙，这件事就能不想吧。”
生活上的好转并没有让李世江放下翻案的心思。他开始想着自己与当事人接触。出狱不久，李世江曾想去尤志刚的老家找他，但担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说出真相，并告诉他，“我会谅解你。”信发出后，杳无音信。不久，李世江给张健全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为自己洗清罪名，并说，“对于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我会包涵。”落款署名前是“一个不错的战友”。发信无效，他多次到张健全所在单位找他谈心，有以礼相待，也有拍案而起，但最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个事情，我不会就这么完了。我会一直申诉。等我翻案了，我哪怕穿一天警服也是个证明。”李世江说，“只不过，我现在可能放不下手上的事，可能也不会再去当警察了。”
李世江办公室进门左手的沙发上，有一个崭新的打印纸箱，里边装满了打印资料。每一份都分别装订好，用一个铁夹子固定。封面用黑体字印着“南通刑警李世江的申诉材料”。申诉材料包括他在看守所以及出狱后给各级领导写的申诉信件、法院检察院的起诉书、相关证人的证词以及庭审现场光盘。这些都是他9年来悉心收集所得。他会把这些散发给他认为可以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他的老战友、曾经的同事以及媒体记者。
李世江把一审和二审光盘放进电脑光驱。看到每一个镜头，他都可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甚至可以模仿检察官的语言和动作。一天之中，他只要提起案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庭审时的场景，可以“一字不落”。
闲暇时，李世江在家看庭审光盘，他的妻子就会说，“你别再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