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寻租之道
10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苏州市机场路与星湖街交叉处的“新水岸”项目处，被顾文斌高价转让的土地已被围墙圈起来。墙内，土地已被平整过，但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一旁的宣传牌显示，该项目为高档住宅小区，目前尚未开发。
“姜人杰案发后，该项目便停了，由于土地涉案，只有等姜人杰的案子最终宣判了才能定。”娄葑镇镇村办负责人解释称。
权力过于集中，加上不同用途的土地价差，共同制造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是姜人杰案的核心。
据多位悉知案情的知情者介绍，姜人杰案的通常做法是某开发商先看好地皮，这些地皮往往都是农业用地或者工业用地，开发商随即找到能改变土地性质的姜人杰，由政府出面收回土地，然后将这些土地的性质转变为商业、金融、房地产开发用地。
苏州市综合开发办原主任邱元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地产商的大量涌入，扩大了对土地的需求。但原则上土地用途不能轻易转变，除非政府特批。而这个特批的权力，就掌握城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副市长姜人杰手上。姜人杰在转变土地用途之后，土地价格可以上涨10倍甚至20倍以上。
据邱元华介绍，姜人杰上任后，不仅改变了过去的建设模式，连行政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分管副市长是通过建设口分抓各个具体的部门，如建设局、房管局、环保局等，而姜上台以后直接抓到各个局局长，甚至直接指挥具体的业务部门。”
“这样项目来得快了，来得顺了，但姜本人的权力也更大了。”邱元华说，“管得过多过细，造成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事实上，姜人杰就任苏州副市长的三年，正是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三年。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苏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入全国前列;2003年达到1409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占了江苏省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城建投资从2002年开始就超过100亿元。
在普通苏州市民眼里，这些投资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明显变化，河水变清了，交通顺畅了，绿地更多了，园林和老街韵味更浓了。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姜人杰在巨资改造城市的同时，也将巨额金钱纳进私人口袋。
拍卖行的灰色空间
无论是操控土地，还是具体收受贿赂，拍卖行已成为权力寻租的一个中介。
“拍卖行充其量是一个主持人角色，但在腐败官员与开发商的土地暗箱中，角色变得灰暗。”曾主持过苏州工业园区土地拍卖的国际职业拍卖师陈少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评价。
2002年8月1日开始，国家规定对国有土地出让一律实行“招拍挂”。同样，苏州市也规定，首先工业用地必须在中央备案，而从市到县每一块的商业用地，都要通过在拍卖会上竞拍才能得到其使用权，土地拍卖全由政府组织，具体负责拍卖工作的是国土局的“土地储备中心”。
“这本来是非常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漏洞。”陈少湘说，政府出让的土地要改变用途，须先由政府收回土地，再通过规划部门改变其土地使用性质，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卖出。而如果原来土地是私人或公司，要想把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或住宅用地，则可以向政府申请，给分管的领导批，具体的招拍挂过程只须走一个“形式”。姜人杰案的猫腻就来自这一“形式”。
事实上，姜人杰正是通过拍卖行与开发商勾结起来，把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并通过拍卖行收分赃，牟取暴利。据知情人士透露，正是福海拍卖行的操作，顾文斌通过这一“形式”，用极低的地价将置换土地“买”回，再通过福海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土地使用权通过福海拍卖转让，一换一拍过程中，原本工业用地的土地神鬼不觉地变成了住宅用地，非法获利近两亿。
“拍卖公司本身只是一个拍卖活动的主持人，但如果拍卖行与受托方及开发商串通一气，则三方很容易进行暗箱操作，顺利改变土地用途。”陈少湘说，这近乎空手套白狼的做法，顾文斌甚至不用掏一分钱。
这位资深拍卖师介绍，拍卖行私底下操作方法有很多，因为按相关规定，土地拍卖并不规定具体竞拍人数，即使只有一个竞拍人，只要达到底价也可以成交。为了减少竞拍，拍卖行在发布公告时故意选择一些不显眼的媒体，例如报纸的中缝，甚至仅在在电视上打一行字幕。公告的条件多数表达含糊，当有意竞拍的开发商打电话咨询时，拍卖行的人则以地下有文物，手续不太全等理由暗示其退出。
此外，拍卖的底价虽然由第三方评估公司作出，但也只是参考价，作为委托方的政府或主管领导，完全可以调高或降低底价。而底价通过拍卖行告诉有“目的”的开发商，这样其他的竞拍人就很难拿到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