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上午8时35分，美国海军又在比基尼岛水域进行“Baker”核试验。结果，“Baker”核试验依然惊人，威力相当于8万枚鱼雷的原子弹在浅水区爆炸，爆炸中心半径150米内的战列舰、300米内的航空母舰和450米内的其他舰艇如小孩玩具一样被炸得千疮百孔。
试验结束后，美军接待人员问各国参观人员，“谁愿意冒险去考察被炸靶舰内部情况？”要知道，核试验所造成的放射线依然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最终只有中国、英国、苏联和波兰代表要求前往。
经过实地考察，侯腾和赵忠尧发现，通过对比“Able”和“Baker”核试验，空投原子弹攻击水面目标的威力远小于攻击地面目标，靶舰携带的生物死亡率约为15%-20%之间，舰艇内部设备损伤也不大，食品也没有受到核辐射污染。不过，“Baker”核试验却展现了另一种景象，浅水区爆炸的原子弹激起大量含有放射线的水雾并侵入船舱内，因此对舰艇内部生物造成巨大杀伤。
赵忠尧:中国核事业先驱之一
观摩完比基尼岛核试验后，侯腾先行赶回重庆述职，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太平洋原子弹试验报告书”，详细介绍核试验的过程，并提出当时还颇为新颖的核防护概念和如何应对核时代来临的相关建议。侯腾的报告书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并要求国防部照此推进核研究事业。此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筹建核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注定是水月镜花。不过据台湾方面的档案记载，侯腾报告书共存有3个副本，其中两份在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遗留在南京和上海，可能被新中国接收。
在参观完比基尼核试验后，赵忠尧设法回到自己曾经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相关知识。赵忠尧利用与老师、同学交流的机会，在加速器操作台和零件上爬来爬去，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
在此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秘密筹集12.5万美元，交给赵忠尧，作为他购买实验设备和个人生活之用。赵忠尧仔细核算，订购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起码要40万美元，而且还拿不到出口许可证，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严禁此类尖端科技产品出口。赵忠尧只能在美国秘密订制一些无法在中国制造的精密部件，其他再回国组装。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决定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返回新中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零件和器材，主持建成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对我国的核事业具有重要作用。他也成为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