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背后的人
一个司机当上副台长
曾担任《快乐大本营》制片人的现任卫视副台长汪炳文，最初竟然只是一个司机。
汪炳文从部队转业后，进入湖南电视台担任司机。有一天，汪炳文累病了，住在医院里没事干，每天就是看电视。他不是一般地看，而是仔细看反复看并且做了大量笔记。他病愈出院时，交给台里的是一份长达16页纸的意见书。16页纸密密麻麻全都是总结电视台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意见。时任台领导的何共淮一见，拍案叫绝，没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司机，竟然还有这样一手。当天他便对汪炳文说：“你不用开车了，去电视台做节目吧。”
一个杂务名字叫汪涵
汪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在湖南台做了两三年的剧务，就是负责给录制现场的观众发发矿泉水、讲讲笑话、逗表情，说白了就是勤杂工。当时，他给湖南台的一档节目《真情》做剧务，遭遇了他命运的最大转折。那时候领导正在考虑让谁担任男主持，而《真情》的主持人仇晓说了一句话：“可以让汪涵试试，这男孩子还不错！”这句话改变了汪涵的一生。
就如汪涵自己开玩笑所言，从此以后，他终于由“抬桌子”变成了“台柱子”。当他成为湖南卫视主持“一哥”，许多电视台都曾开出高价请他，但他一直不走。其中原因，是他认为，这里是他的起步之地，也是最适合他发展的空间。
■作者访谈
《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作者黄晓阳：他们有理想主义的干劲
记者：魏文彬是一个低调的人，曾经拒绝过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有关讲演的邀请。你写这本书，顺利吗？
黄晓阳：最开始出版界的朋友找到他的时候，他不愿意为自己写这个东西，后来打动他的，可能有两个东西。一是我写的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写湖南广电；二是我在广东呆过几年，懂经济，对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观念和他比较接近，有共鸣。这样他就基本有了意向。后来我写了一个协作大纲，前言里有这么一段：1996年，魏文彬站在橘子洲头，发出这样的感慨：问浩瀚星空(广电空中传播)，谁主沉浮？这句话最终成就了这本书。
记者：采访中，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是他们的创新机制，还是人才优势，或是地域性格？
黄晓阳：最深的是湖南广电那种理想主义的干劲，还有那种唯才是用的环境。魏文彬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浪漫的理想主义。在湖南广电只有500万元盈余的时候，他就开始筹划投资10亿余元的湖南广电中心。在1993年的时候，他就提出要把电视做成文化大产业、把湖南广电做成国际传媒航母的宏图，而“文化产业”这一提法直到10年后才出现。
与魏文彬相比，欧阳常林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很会算账，但也很会赚钱。之前有人说他拍电视剧时，经常只吃两个馒头，吃剩下的就拿张卫生纸包着，饿的时候再拿出来嚼。我觉得这会不会很恶心，但有次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真的从西装口袋里掏出半个，撕掉沾在上面的纸屑，扯下一瓣津津有味地吃着。
记者：你曾在广东呆过几年，你觉得他们的经验对广东有什么启示？
黄晓阳：其实，湖南的外部环境比广东差很多。可以说，湖南卫视的每个人，市场经济意识跟广东比都差很远。他们的长处就是用理想主义的方式，把一个团队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互相之间为一个事业而竞争。而广东的力量是发散的，个人的。这可能也跟广东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有关。因为大家很容易挣钱，你要是待遇不好或是约束太多，他完全可以去做别的事。
■魏文彬语录
◎选秀节目我为什么做得这么认真？因为我觉得快乐是一个高境界的东西，人们到底要什么？就是要快乐嘛。我觉得快乐比地位重要，比名誉重要，比财富也重要。你逼得我讲这种绝话。我生产的节目是让老百姓快乐，何罪之有？这种指责我一点都不在乎，我觉得我有理。而且，去年的《超级女声》和今年的《快乐男声》，实际上有文化主张在里面，我们主张要开明、开朗、大方，而且倡导竞争，反对的是拘禁。
◎你如果认为中国的电视是从美国来的，我要非常不客气的说，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忽视了文化味觉的问题。中国人的文化味觉和美国完全不同，美国的东西再好在中国也不受欢迎。美国的面包非常好，但是中国人不见得都喜欢。我在这里要郑重地告诉你们，中国的电影可能落后美国几十年，但中国的电视我认为应该是世界水平最好的。美国不见得比中国好。
◎人你越尊重他，他越尊重你，你越不尊重他，他越瞧不起你。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怕，就怕尊重；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要，就要一份理解。这话的版权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