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谱重修背后
此次修谱前，孔氏家谱不过大修了四次，明代一次，清代两次，民国一次。
自辛亥革命以来，孔子家族的命运，就如同一张翻来翻去的烙饼，随着中国这个古老文化国度的政治文化走向随时发生变化，而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儒家学说曾经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流文化。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山东报道
“十三年的工作算是完成了。”10月9日，在济南孔子世家谱工作协会办公室，83岁的孔德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孔德墉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同族兄弟，此次修谱的负责人。
15天前，他从孔庙北门踏上红地毯，缓步迈入大成殿。宣告孔氏家族这个中国最有影响力世家家谱第五次大修的完成。
肉身的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但是作为精神象征的孔子历千年而不死，一直对他身后的国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重提修谱
1987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曲阜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孔德墉见到了谷牧和匡亚明。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跟他说到了修谱。
“家谱不能我修啊，那是孔德成的事。”孔德墉说。
孔德成是孔家末代衍圣公，衍圣公是孔子历代嫡长子，掌管孔府事务。孔德成当时在台湾定居。传统上，修谱当由衍圣公主持。
“孔德成先生远在台北，难道你们的家谱就要断掉？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帮你们修家谱。要是你们的家谱断了，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啊。”谷牧对孔德墉说。
“谷老，您这是上纲上线啊。”
“这可不是上纲上线，你不要把家谱看成你们家的事，这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你要好好考虑。”
“谷老，我会好好考虑的。”
不过，在那时，孔德墉对修谱还真不大感兴趣。
“我从小在孔府长大，可我是个叛逆者，我讨厌孔府，光偷逃就逃了四次。可我只能说好好考虑，否则的话，谷老不让我走。”孔德墉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
曲阜市政府方面，也在筹划着重修孔子世家谱的事情。1989年，曲阜市委书记找到孔德墉，再提重修家谱，并且给孔德墉看了一把“尚方宝剑”：中央对台办打给曲阜市政府的电话记录。记录中写道：孔家的家谱可以修。
后来，市委书记上调走了，继任的市委书记更想做这件事。但孔德墉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每年都找人跟我谈，到了1996年，我实在推辞不过，只好答应说试试看。”
不过，一位参加了颁谱仪式的媒体同行则这样对记者说：“在颁谱仪式上，曲阜当地政府的官员告诉我，这次修谱，就是他们孔家自己的事，跟政府没有关系。”
显赫孔府
单看孔府的式微，就可知它曾经的显赫。孔府在过去封建社会成衍圣公府，衍圣公的爵位自孔子第46代孙开始，由嫡长子世代袭封，掌管孔府事务。
“但是这些到了清朝灭亡之后就逐渐淡化了。”孔德墉说。原因是步入共和之后，政府对于孔氏家族的优惠政策没有了，比如说免兵役、免田赋，衍圣公府对于孔氏族人的号召力开始大不如从前。
不过，衍圣公府的祭祀仪式一直保留着，国民政府也还保留了给衍圣公的专项俸禄。1915年，袁世凯称帝，孔子一下子又火了起来。之前的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率领百官来到孔庙，祭祀孔子，并且为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晋加郡王衔。
这只是千年孔府的回光返照。
但是在孔府，对于子嗣的传承看得依然很重。直到孔令贻48岁去世之前，这位衍圣公还没有子嗣，延续千年的衍圣公爵位能否传下去的希望，寄托在已经怀孕五个月的王夫人身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已非昔日的衍圣公府，依然可以上达天听。孔令贻临终前，口述了两封信，一封给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一封给逊帝溥仪，请求如果王氏生子，请立为衍圣公。总统和逊帝，孔令贻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
1920年正月初四，“小公爷”诞生了，孔府上下一片欢腾，曲阜城内鸣礼炮十二响以示庆贺。孔府电函大总统、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山东省长。“小公爷”，即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也是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位衍圣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的冬天，日军侵入山东。在一名国民党师长的保护下，孔德成离开曲阜。1947年，他短暂地重回了一趟家乡，就远赴台湾。孔德墉则一直留在曲阜，直到1980年代，才定居香港。兄弟俩再相见，已是20世纪的末期了。
“洗礼”
1946年10月解放军攻克曲阜，“孔府也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孔府的减息减租都是我父亲主持的。”孔德墉说。
1947年，解放军战略撤退，孔德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做了短暂的逗留。他在孔府召集了全体管事人员的大会，谈到解放军领导佃户斗去孔府的粮食问题，有些人主张反攻倒算。
孔德成不同意，他甚至亲笔写下手谕：八路占曲阜时由其率领各佃户斗去之粮粒，事成既往，概不追究，纵有自动请退者亦不予接受。
1948年，解放军再次占领曲阜，孔府收为公产延至今日。
现在，在孔府，每当有游人到此，当地的导游总是不忘告诉游客：“现在孔府已经收归政府所有，即使孔家的人回到这里，也一样要买门票参观。”
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当地的孔氏族人遭了殃。
“批林批孔，可把姓孔的整惨了，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姓孔。”曲阜当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说。”
当时，孔德墉正被下放到干校，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挨批。但是在此之前的“文革”，有过一次与红卫兵的交手。
曲阜所有的孔氏族人都记得一个名字：谭厚兰。1966年11月，谭厚兰到了曲阜，“整肃封建残余”，第一次，她想砸孔府中的成化碑，没有成功。第二次，谭厚兰带了200多人再次到来，用拖拉机把成化碑拉成两截。至今，修复的成化碑裂痕清晰可见；孔子墓被挖，墓碑砸成58块；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墓被挖，孔令贻被曝尸。
孔德成不在了，谭厚兰不知道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孔德墉，她开始找孔德墉。
“当时曲阜只有孔繁银跟我有联系，谭厚兰找到他，把他吊了起来，但是孔繁银一直不说，只说不知道。后来谭厚兰又找了另外一个族人，那个族人没有扛住。”语气唏嘘中，孔德墉仿佛回到那个年代。
孔德墉还是被找到了，并接受了“审问”。
“审问”孔德墉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排长，姓张。
一参军就是排长的孔德墉，心里对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张排长，你说我是地主，是不了解情况，你搞过土改没有？我搞过土改，土改怎么划分？解放前三年、剥削量百分之三十。而1945年我就离开孔府了，再说孔府一亩地一年收八分钱，这是我在账本上看到的，一年收八分钱怎么够得上百分之三十？”
“你们家有颐和园式的大花园！”
“我们家有个花园是不错，但是跟颐和园没法比，连颐和园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信你去看看。”
“那你们家有多少地？”
“我家没地。孔德成没有分给我。我家在孔府一直是供给制。生活用品都是按时发放的。我吃饭四菜一汤，孔德成是八菜一汤。我连钞票都没有见过，买东西是仆人去领了钱买的。”
不欢而散。孔德墉嘴上没有服软，但是看那阵势，心里却在打鼓，悄悄地让同事第二天从家里带被窝过来。
没想到，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也没有消息，然后竟然没有消息了。后来才知道，这事被报到了一个军代表那里，被制止了。
“我看那个军代表，还真是有些水平哩。”孔德墉悠悠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