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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忆研制导弹始末:有人曾认为搞两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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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航天为60年后共和国的强盛铸就了一笔无价的财富

  一大批航天科研工作者为共和国在今天能够站在航天大国的位置,奉献了全部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

  尤其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原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

  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事后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

  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回忆“第五研究院”的仿制工作

  梁守槃(曾任中国海防导弹武器系统首任总设计师、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一百多项重大工业的建设,都是以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为基础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技术水平低,不可能独立起步进行工业建设。

  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各项工业建设都是由苏联帮助建设的。导弹技术在国际上又是新兴项目,国内的技术人员除钱学森外,都没有看见过导弹。勉强上马,必然造成浪费,不如暂停。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任何新的技术产品,都是由“没有人看见过”的状态开始的。例如德国的V-2导弹,在开始研制时,它的总设计师布劳恩也一定没看见过实物,而只是提成论证报告,经批准后进行工作。他从1936年开始,六年后初次发射成功。我国虽然技术落后,但中国技术人员在1956年的水平,不会比德国人二十年前的水平差。而且已经知道,V-2导弹是可以制成的,不是科技人员的空想,只要下定决心,共同努力,我们也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同时国外报刊杂志,也发出消息说,美国人已获得了德国V-2导弹的技术资料和科技人员,仿制成功,并制成了新的“红石”和“潘兴”导弹。

  聂荣臻元帅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五院的三条原则: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经毛主席批准,明确了五院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夏,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几种导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协助仿制工作。

  聂帅对此特别指示说:“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弹道、防空、海防)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

  1960年夏,赫鲁晓夫突然撕毁对中国的贸易合同,撤回来华专家。有关专家在临走前,也不再答复各种技术问题。导弹仿制的收尾工作,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五院的技术人员,团结努力,共同讨论,解决了各种问题。

  由这一段历史来看,可见中央批准的五院建院三原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争取到了外援之后,如果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照科学理论来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则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苏联撤回专家时就要迷失方向。在自行设计新产品时,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分析也将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了。

 

编辑:袁利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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