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企业对污染有一定的认知，但企业家的责任几乎完全丧失。”杨朝飞告诉记者，“企业追求经济利益，降低成本是天经地义的。但降低成本是要靠技术的进步，而不应该把企业的成本外部化，该治理污染不治理污染，把污染甩给社会，伤害老百姓，最后政府还要出钱治理。”
安监总局法规司彭玉敬副司长同样指出，在工业化初期，事故是多发的，是快速上升的，到工业化中期事故达到一个顶点，而后工业化时代事故发生总量由高速发展到趋稳。“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躲不了这个规律，那么政府和企业就不一定有必要如此高调地、强势地、高压地采取措施。这种观点是不负责任的。既对中国不负责任，也对世界不负责任。只有企业自己真正把履行安全生产的责任重视起来，才会有根本好转的一天。”
中国企业行善太传统
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整体得分不高，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认为 “整个社会还不善履行现代慈善的要求。”
“迈向现代慈善，和别的领域一样，是要善于用现代行为方式来考虑慈善的发展，考虑社会责任的履行。”王振耀强调企业要大大方方做慈善，“近些年来，在灾难面前我们的企业热情非常高，但大多都是传统性的慈善行为。更多的是从道德、良心、爱国热情出发来做慈善。因此，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慈善，特别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履行应该尽快地在汶川地震之后迈向现代化，应该快速地向现代慈善发展。”
王振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我的调查研究，整个社会不是不愿意行善，而是不会行善，这个‘不会’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挑战。我们很多企业捐款比国外企业多，但往往是用道德精神来论述慈善的事业，不像企业公民。企业公民就要大大方方谈社会效益，我捐给你了，你也要给我回馈信息，不回馈信息我就要批评，我捐给政府的钱，政府就要给我回馈。而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钱捐出去，却不好意思要回馈信息，而只停留在传统的理念上。”
“国外大中小企业都有公益部，有专职的公益人员，而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没有公益部。”王振耀说，“我们没有专业化的公司和队伍，这是现代慈善业务发展不起来的重要障碍。同时要履行好企业的责任，履行好‘中国式责任’必须联合行动，要在平等基础上做行业联合，产生1+1大于2甚至大于3的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