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是新闻传播在媒介融合发展进程中已经出现并仍在继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新闻传播模式。笔者曾在《试论“融合新闻”的特点与运作》（《新闻战线》2007年第1期）中，对 “融合新闻”与传统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差异进行了简要归纳，主要包括：新闻信源结构的改变与新闻传播主体的变化；新闻媒介组织结构的改变与工作流程的变化；新闻载体性能的改变与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些论点得到了业界与学界的认同与引用。而伴随着新闻实践的发展，还需要将理论概述进一步转化为行动方略。这是应用新闻学目前最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也是所有新闻媒体正在力求破解的一道难题。
与“媒介融合”是媒介衍变的过程相一致，“融合新闻”也表现为渐进状态中的新闻传播模式变革。我认为，无论是目前广为关注的“报网互动”、“台网互动”，还是正在一些传媒集团中悄悄进行的组织结构改造，都只是“融合新闻”在起步阶段的某种尝试。值得我们讨论的是，“融合新闻”到底要“融合”什么？应该怎样“融合”？这种“融合”对于传媒以及社会的本质意义何在？
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传统媒介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策略
在数字化浪潮中，传播渠道与信息载体的剧增，使媒介市场的“碎片化”与新闻传播的“去中心化”成为必然，不断受到挤压的传统媒体力图以数字化转型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使自己的品牌得以延伸。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媒体的优势是内容生产能力，更具体地说是新闻生产能力，而转型成败也将主要取决于对内容的重新设计与生产能否对受众产生吸引力与凝聚力。如果新闻信息不能在传媒组织所拥有的不同载体上得到合理的分配，如果载体之间不能建构起相互联系的纽带并实现资源共享和产品优势互补，而是简单的相互复制内容或各自为政、自产自销，那么，数字化转型将不能挽回传统媒体的颓势。
由此而言，内容重整是眼下媒介转型的关键一步。一些西方报纸的转型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美国本土版改版。除印刷版开本缩小和版式调整之外，对印刷版和网络版重新进行内容分工是引人注意的一个变化。该报总编辑说：“读者已经习惯从电视、网络等渠道获取即时信息。报纸继续报道昨天发生了的那些新闻事件已经没有意义。”因此，该报对编辑方针进行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压缩资讯而放大有“附加值”的深度新闻。原来占印刷版50％的事件性新闻报道转移到了网络版，免费对读者开放；大量金融数据也被放到网站新推出的“市场数据中心”，同样免费对读者开放。改版之后网络新闻的分量大大加重。同时，《华尔街日报》网站也在技术和内容上进行了升级，包括新增加了站内搜索功能；博客覆盖领域扩大；新增加了视频和播客片断；开设了读者论坛；开办了MyWsj.com网站，使报纸的订户可以在这个网站申请主页，定制新闻，享受个性化新闻服务，等等。《华尔街日报》这次改版的目的，正如其发行人克洛维奇所说：“通过印刷版和网络版的配合，让读者一整天都离不开《华尔街日报》。”①这家报纸通过对新闻与信息的整合和在不同载体上的分配，提升了内容产品的品质和价值，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并不断通过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
内容重整，对于新闻媒介来说，就是将不同的载体包括报纸、网站、手机、电视等等视为一体化的“组合信息终端”，并为此进行一体化的内容设计和生产，而不再将每个终端视为各自独立的媒体，单纯进行内容设计和生产。因此，打造通用性的内容生产平台势在必行，在这个平台上工作的记者编辑将以最全面的多媒体手段完成所有新闻信息的采集与粗加工，与这个平台相伴的还有为进一步实现内容深加工提供资料的数据库。而为每一个终端载体进行内容深加工的编辑，都能够在这样的生产平台与数据库中获得原始素材，他们根据特定受众的需要和定制，进一步组合和加工成千姿百态的媒介产品。
显然，内容重整意味着新闻媒介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和生产流程的改革。这方面同样有一些引人瞩目的案例。如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甘奈特集团首席执行官Craig Dubow 2006年11月2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宣布，集团旗下的所有报纸都将设立“信息中心”，全面取代已有的新闻编辑室，让原先的报纸读者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通过任何他们喜欢的平台，接收新闻和信息。这一消息在美国报界引起了广泛关注。Craig Dubow对此决定的解释是：“甘奈特集团日益意识到报纸读者感兴趣的远远不只是新闻本身。他们还对其他信息，特别是对本地信息（如天气、航班、饭店、电影等与读者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有着需求，而且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使用‘信息中心’这一名词可以突出我们对这些需求的回应，而且突出了我们不仅在为报纸，而且也在为网站、手持移动设备以及其他多种平台搜集新闻和信息。”根据这一构想，甘奈特信息中心不再采用新闻编辑室的原有部门设置（如城市、经济、体育等新闻采编部门），而是将其分为七个功能部：数字部（以数据库为基础快速搜集新闻和信息）、公共服务部（媒介监督）、社区对话部（原评论专栏的延伸，帮助实现传—受交流和受—受交流）、本地新闻部、内容定制部（为小众市场定制专门信息）、数据部（发布生活类“有用”信息）以及多媒体内容制作部。据分析，甘奈特集团的这一改革主要有四个目的：一是进一步突出本地新闻和信息优先于全国和国际新闻信息的地位；二是发表更多的由受众贡献的内容；三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跨平台更新和发布新闻和信息（报纸的作用从而下降、网站的作用因此上升）；四是在与受众的互动中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舆论监督作用。②
我国新闻媒介同样开始了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的探索。如《上海证券报》提出，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推进报网融合，推进形式创新、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等项工作。把“中国证券网”和《上海证券报》全面融合，实行一个班子，一套架构，不设立重叠机构。对报网统一业务生产流程，统一考核。把报社的盈利模式从比较单一的信息披露收入转变为内容产品收入、活动产品收入和互动产品收入。《上海证券报》记者的名片上都印制了两行字，上面一行是《上海证券报》，下面一行是“中国证券网”。该报负责人说，要不了多久，大家名片上的两个名称会翻过来，上面印“中国证券网”，下面一行才印“上海证券报”。③
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是实践“融合新闻”的必由之路，这一探索也恰恰说明了“融合新闻”对于传媒以及社会的本质意义。对于传媒而言，基于不同终端载体的介质和特点，进行一体化的内容框架设计，并且使其相互之间建立联系，既能使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又实现了内容产品的差异性和优势互补，可以有效地架构产品链，形成“长尾”效应，对于扩大媒介的市场份额、增强竞争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社会而言，内容重整实际上是以更强大的内容生产平台完成了新闻采集的“融合”，同时又以多种终端载体实现了内容产品的“分流”，为受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信息与服务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媒介的重复生产与资源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