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绅千金”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时才四五岁的卓琳就由母亲带着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就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上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
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没开成，云南队只好撤返。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成百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视线，逃出了北平。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去延安投奔八路军。几经折腾，她终于到达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携手克服种种困难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煵灰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线，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儿则是折线圈。那时工资全部停发，生活很拮据。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了。邓小平爱喝酒，他们就自己酿米酒，还开垦了一块地。
这一段日子是卓琳终生难忘的。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象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