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刘畅：对。我们以北京交通为例，北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北京汽车私家车发展很快，北京到200万汽车的时候道路上堵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北京才想起来去看看国际上这些城市是怎么发展的，结果发现东京有600万汽车也没像北京这样堵。这时北京突然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原来解决大城市发展是要靠轨道交通，虽然我们醒悟得很晚，但是奥运会落户中国，北京又多开了几条地铁。如果有点前瞻性、国际性眼光，我们会发现可以在一些制度安排上超前的。
王元成：可以提前动手。
主持人刘畅：提前解决，而不是被动应对，高喊城市很脆弱。要有一种国际化的视角审视城市发展问题，在这种国际化的视角下才能解决外来打工者的一些基本权益。
王元成：刚才谈到农民工子女教育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实际上国家应该说在这几年也非常重视，特别是这一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城里，由当地政府承担他的学习，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学杂费和城市的孩子一样都全免了。政策出台了，关键是怎么落实。
主持人刘畅：实施不了。
王元成：怎么去实施。我也听到有一种声音，好，你不是从政策层面上已经有了吗？行，你是外来子女，要到我们这儿上学，那好，我不收你学杂费，也不收你什么借读费，但是我们的学校有赞助，你适当赞助点，那个适当的话，实际上所谓的适当，并不是适当，而是狮子大开口，动辄就是3、5万，甚至更多，十几万。农民工兄弟本来衣食住行都已经比较困难了，孩子上学要拿几万块钱交所谓的赞助费，这是极大的不公平。
许雷：我认为有政策为什么贯彻执行不了？有了政策，必须有检查，有监管力度。我就不信国家有政策下边执行不了？
主持人刘畅：关键是我们现在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教育管制制度实际上是效率最差的，它的强制性强，公平性差。比如明确地规定不收赞助费，但实际上叫捐资助学费，可能遍地开花。《中国青年报》报有一个评论，户籍改革纵然千难万难也不能把问题推到孩子身上，他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
王元成：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孩子从一出生就感觉社会不公平。2004年的时候我呼吁咱们国家制定《公平教育促进法》，当然实际上很多地方我都提到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的公平教育，在议案当中我也提到。孩子本身什么也没有错，不懂得国家现行的什么户籍政策、户籍制度。城里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他只能到所谓农民工子弟学校，什么打工子弟学校去上学，同在蓝天下，享受不了咱们国家整个改革开放的阳光成果，我认为这是对孩子极大的不公平，也就是社会的不公平。
主持人刘畅：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举国瞩目的情况，大家都在不断地呼吁，也是应该呼吁我们的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元成：应该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但是你说完全把北京市、上海市这样的大城市都放开，农村户口都迁到城里来，也不现实，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一个过程。
主持人刘畅：影响祖国的未来。
王元成：孩子是未来，咱们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这个城市把孩子挡在门外了，你这个城市发展要靠人才，等于把人才挡作门外了。
主持人刘畅：另外我们也担心目前的孩子，如果在上学迈进校门那天起就感受身份教育的不公平，他们会怎样来感受这样的社会？幼小的心灵会留下很深的创伤，可能几十年都弥补不了。
王元成：这几年可能环境还改善了很多，原来从小孩子看到父母受到的这种不公平，到了自己上学的时候，别人的孩子可以到好的学校去，背着新书包，穿得干干净净非常漂亮的衣服，自己却跑到打工子弟学校，而且课本也没保证。他从小就感觉上学不公平，可能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积累了。
主持人刘畅：刚开始王元成代表讲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包括当时花钱买城市户口，就是为了让孩子上学能方便一点，而且让孩子别受歧视，别填哪个镇哪个村。
王元成：让我们的下一代别再有像我们这种记忆，不要再有像我们经历过由于户籍制度的不便利或者是不公平，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损失，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失去了很多机会， 户籍实际上有很多限制。
许雷：这个问题，户籍就是不改革，子女就业不发生关系，就是父母在什么地区就业，子女也必须在某一个地区上学，这是我们共和国的优越性所在，如果这个都达不到，还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
主持人刘畅：中小学阶段可以用教育经费的转移，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应该分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从迈进学校开始，他们受教育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有的委员说要带教育券，有的国家就是这样实行的，你在北京上学跟在山东上学、辽宁上学是一样的，孩子带的教育券是一样的。按照辖区就学这个名词很好听，但是带给中国千千万万家长很多痛苦。
王元成：在这个方面多做做调研，及时跟国家提出改革的建议来，也是希望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所有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能够接受更公平的教育，能够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
主持人刘畅：我们当然也希望再过30年，改革开放因为已经30年了，再过30年，可能下一代的孩子，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回忆户口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回忆粮票、布票一样，因为中国已经实行身份证20多年已经非常成功了。20多年了，我们探索的经验已经不少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当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能够回忆起来户口，就像我们生活中消失的布票、粮票一样，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国家更美好，还会更和谐。
王元成：应该说这是我们所期盼的，实际上也是我们很多代表应该努力的方向。
主持人刘畅：王代表还希望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调研。
王元成：我下一块还要在这方面做调研，根据刚才刘记者谈的情况，包括徐委员谈的情况，现在的户籍制度国家不断地在改，政策已经在松动了，比如上海市搞的有条件的，是设了很多条件，实际上它也是在放松，在松绑，坚冰已经打破了。
主持人刘畅：但是松动的速度离老百姓的期望还差很远。
王元成：我看它设立的条件，居住证要有7年以上，而且7年还要连续缴纳当地的社会保险，这个条件应该说很高，不低的台湾。
主持人刘畅：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户口不仅仅是一张所谓的人口信息登记，确实有公安机关的强制力掌握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的功能，如果我们把它这样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对改革的迫切性和可行性更深地认识。
王元成：政府来管理户口也好，管理户籍也好，不应该造成这么多不公平。实际上管理，是为了让社会更公平，让公民、群众更方便，而不是人为地设了这么多障碍，设了这么多条件，设了这么多门槛。
主持人刘畅：许委员，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一种现象，中国有的东西包括户籍制度松动往往是处于地方政府要振兴经济的考虑。比如最开始大家知道20年前，没有户籍是不能在这个城市买房子的，你也不能贷款，没有本地户口的话。但是为了把更多的房子卖出去，这个逐渐松动了。比如说王代表，你不是北京户口，但是他想卖房子，你可以来贷款，现在逐渐放开了，你可以买房了。北京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过去没有北京户口是不能买汽车的，为了卖更多的汽车，逐渐也松动了。
王元成：办个暂住证。
主持人刘畅：这个也逐渐松动了。但是我发现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逐渐附着在户籍管理制度上的放开，这确实还没有以人为本。但凡以人为本，我希望网友能够记住王元成代表眼里的泪花，他其实代表了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心声，需要对这部分人做出一些制度安排的改变。
王元成：我们也共同盼望咱们国家能够早日把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断推进，不断能够改善，让所有的孩子上得起学。
主持人刘畅：我们曾经做过一组农民工的系列报道，曾经在报道最后的评论里提出，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我们的孩子他们未来成长的时候，都能够平等地生活在这个国家里，幸福地成长。包括有一次温家宝总理到打工子弟小学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了“同在蓝天下”5个大字的时候，那时我热泪盈眶，我觉得我们的总理、国家和政府毕竟还是在关注这个问题。
王元成：我也希望代表和委员共同努力，能够促进政策的出现、我们还任重道远。
主持人刘畅：在这方面确实有更多的工作要做。王代表今年有什么提案吗？您以前做过的议案是进城务工。
王元成：因为刚才介绍我的情况的时候，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自己打工到后来自立门户自己创业，开过小吃店，办过计算机学校，开过电脑公司。所以，应该说对农民工兄弟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刻，也是对农民工这个群体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接触到的农民工兄弟，前几年实事求是地说，农民工的权益受侵害的现象应该是比比皆是，这几年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环境、社会的保障、工伤包括子女的教育慢慢慢慢地国家都在重视，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所以，这几年我所有的议案、所有的建议，大多都没脱离开农民工权利保护这一块。第一年是在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呼吁咱们国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法，当时也是引起了几十家媒体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青年报也非常关注。这个议案最后被大会正式立案。
主持人刘畅：立案要30个代表通过。
王元成：对，按照法律规定。后来进城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公平的就业，向全国人大呼吁国家制定公平就业促进法，还有解决就业歧视，就业歧视还是有一个户籍歧视，都牵扯到农民工、农民工子女，包括大学生找工作带来的各种各样限制。这几年确实也是围绕着进城务工人员的权利保护，做这方面的议案和建议。
主持人刘畅：下一步可能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上还要倾注更多心血。
王元成：还想做更多努力，自己还要做更多的调研，也及时地提出更多的议案、建议，应该说对国家下一步能够制定惠及到农民工这个群体，给更多的优惠政策、更多的好政策，我们正在积极做努力。
主持人刘畅：其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和户籍制度改革这些方面，立法是一个层面，当然要制度化。但是问题在实施上，在落实上，也是需要社会各界有更多的努力。
王元成：实际上很多问题并不是靠立法都能解决的，立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现在因为户籍制度发生了各种各样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咱们的政府就是能够解决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待了17、18年了，还要坐上三天两夜的火车回到老家去考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王元成：课程不一样，信息也不对称，这样的话，为了孩子到农村去再去考试，还要来回地奔波，来回地折腾，而且这么大的花费，增加了农民工兄弟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本来我跟着父母在城里待了17、18年，为什么要跑到老家去考试。
主持人刘畅：待了17、18年，严格来讲是非常标准的城市人。
王元成：在北京待17、18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主持人刘畅：但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高考就不把他算在里面。
王元成：现在入学考试按照居住地，实际上是有矛盾的，比如孩子跟着父母在城里待了17、18年，居住地就是在大城市里。
主持人刘畅：我插一句，为什么有人说一旦户口放开了，不跟高考绑在一块儿，成千上万的孩子都到北京来参加高考。但如果设定年限设置，比如像17、18岁的孩子，他的学籍应该在北京10年以上，如果在10年以上的话，有谁会在孩子7、8岁的时候就把他送来为了参加北京的高考，这样付出的成本有多高，如果仔细地来分析一下，如果以人为本地来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许委员下一步对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农民工，对他们孩子的教育方面，您是不是也希望有更多的关注呢？
许雷：我认为农民工进城本身合法的利益、权益的保护，一个是有就业的权利，第二是子女教育的权利，生活上获得和这个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如果不达到这个程度，农民工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是这么看的，如果这个农民工在这个城市打工时间较短，一年至两年，也应当纳入这个城市教育部门的管理，受这个城市的同等学生的教育。如果长期务工，就应该解决你的定居问题。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应当纳入到这个城市的统一管理，像你刚才说的，返回到原籍，再重新去进行高考，这是极端不合理的。
主持人刘畅：现在来看社会各界也普遍关注这个问题，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在关注，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用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它。
王元成：希望户籍新政能够尽快出台，希望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新政的出台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主持人刘畅：寄托了很多人希望的户籍制度的一些变化，包括教育制度的一些变化，我们都希望有更好的改变。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好，尤其在目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时候，我希望我们现在更有理由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许雷：谢谢。
王元成：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