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下旬，温邀请经济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共商国事，广纳民意，遍寻应对危机的“药方”。他在座谈会上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分析判断形势，制定和调整政策增加了新的难度”。
12月上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判断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 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应对危机的基调，旋即确定。
此间，中央政府急速出手，猛药频仍。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相继出炉。
中央政府随后的一系列表现，得到了熟悉中国的国际经济界人士的认可。英国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博士说，虽然财政刺激措施的拉动作用还有待观察，但是，中国政府迅速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且很快落实了首批财政资金的紧急行动，是及时的。
明天:评价
很多年以前，美国政论家李普曼评价戴高乐:一个实干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历史感和远见卓识的政治战略家，一个体现了本民族优秀品质的人。
等到危机过后，政论家们会怎样评价金融危机中的中国政府首脑？
待到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会怎么议论我们的总理？
虽然部分受访者认为，危机过后，李普曼评论戴高乐的话，的确有可能落在温家宝总理的头上，但是，全面评价金融危机中的总理还要等到危机过后的明天。
危机当中，北京曾有十教授就金融危机的治理，通过媒体，上书中央政府。有人据此对比美国救市资金的辩论制度，讨论中国应对危机的建言与决策制度。
此外，民间亦有少量“马路新闻”批评国家发改委仓促上项目的“三里河乱象”，指责部委和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策的瑕疵。
部分受访者认为，以未能证实的“马路新闻”批评政府未免失之公道，但是，讨论重大事件中的建言机制，对中央政府未来的制度完善，或许不无裨益。
另有受访者认为，现在不是讨论长远问题的时候，何况温总理的“法治政府纲要”还在实施之中，不能脱离国情一味苛求苛责。
更多的受访者对此类议论无意置评。当下，和中国民间社会一样，他们只是感动于68岁的温家宝，在危机时刻所表现出的勤勉、热忱和中国士大夫传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第三天，温去日本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了节省开支，当天往返不在日本过夜。随行的记者说，考虑到实际飞行距离，总理出访未按惯例使用宽敞舒适的波音747客机，而是波音767客机。据说，后者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航油。
大年初三，在灾区度过除夕的温家宝，出现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连同随后的欧洲诸国的访问，他向世界透露出中国“对外谨慎合作，对内积极行动”的信号。
访欧期间，他去中国驻英大使馆看望外交官员和华人华侨代表，说，春节七天长假一结束，身在海外访问的他就归心似箭了，急于回京，研究出台造船和纺织的振兴规划。
回国前一天，他一起床，就问警卫员，今天的股市是多少？警卫员回答他:今天是礼拜天，不开市。
那一天，他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他对该报主编巴伯说，他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援引该书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过了几天，回国的他将乡镇卫生院医生、小学教师、汽车司机等平民代表，请进中南海。他告诉他们，他们才是中南海的主人，期待他们不要读稿子，而要敞开心扉说实话，说建议。
又过了几天，温总理越过代议制民主的报告方式，直接走向中国政府网，以在线谈心的名义，向授予他权力的人民，率先“报告”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当前的情势、我们的应对。他说，他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
曾出席党派恳谈会与温总理讨论过土地制度的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总理劳于国务，最近这两年明显憔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