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三十年积累
当记者问道：可能第一季度有些数据会下行得比较厉害，很多经济学家也都认为，第一季度可能是最艰难的一个季度，温总理也说了，情况比较艰难，但是下半年，特别是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可能还会出现明确的恢复的信号，是这样吗？
赵启正回答：中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下滑，到11月、12月就有明显下滑了，但是中国政府见识很快、决断很快，下了猛药，推出到现在，差不多是两千万的投资，假设一个人有点伤风感冒，即使吃了药也得过两天再恢复，所以花下的钱不是今天下去就好了，要有一个时间，所以一月份即使有点下行也不怕，因为我们的治疗措施下去了，我们可以指望慢慢往回好，并且我们四万亿是在两年内就要放进去，也许还能带动更多的民间的投资，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信心的根据之一。
“温家宝总理、胡锦涛总书记都说过信心最重要，信心比黄金都重要，那么就要问，中国人信心在哪里？中国人的信心我觉得有几个，一，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系统加强了。第二，中国国内潜在的市场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的消费大约占美国GDP的70%，中国的消费只占中国GDP的38%，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因此说，我们空间大。”
赵启正特别强调，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有信心另外一个体现就是，现在银行没有挤兑！我们的钱放到银行里很放心，信心是长期的，是三十年以来的积累，不是三个月两个月就能把信心打倒的。
4万亿元投资可行性报告要经得起考验
赵启正表示，今年，委员的提案和讨论的热点绝大多数跟经济有关，这里细的分类，比如说对于四万亿怎么使用的意见，对于如何振兴我们的工业、改善我们的出口结构，如何鼓励科学技术新发明，以及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中的教育、卫生，这一方面占很大的比例。
“这四万亿本身如何花，也是委员们热心讨论的。总的意思呢，有了钱不要乱花，不要出现那种情况：申请一些项目，一做可行性报告全可行。”
赵启正说，投资的禁区就是那些技术落后或者产能超出的领域，同样，还有一些过分超前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公路，如果这个地方做了高速公路以后，一天通过的车辆太少，也是一种投资浪费。
“那种可行性报告有多少个，一定要有一部分不可行。”
当提到自己二十多年的高科技工作经历，以及丰富的地方任职履历、新闻管理经历的时候，赵启正表示，他现在最看重的自己的身份就是委员，最强调的是委员意识。
“委员意识，也就是说关心国家大事，要有政治讨论、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一种意识，观察问题要超过自己本身的职务的范围，更宏观一些。而对国计民生，人们的呼声更微观一些，这两个来考虑，就能反映我们的国情，能够向政府、向党中央提出有根据的建议，可以实行的建议，我觉得委员意识是很重要的。”
扶持民营企业 就是间接稳定就业
提到参政议政和委员意识，赵启正特别提到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贾庆林主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的政协委员应当尽量做到“不裁员、不减员、不欠薪”。他解释说，这并不是一种命令和强求，而是一种鼓励。作为中国政府，也应当不单是这些政协委员的企业，对所有的非公有制企业都要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比如说出口退税，比如说银行的贷款会更宽容一些，“这些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而企业也更有能力去关心职工，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陈锡文
陈锡文，男，祖籍江苏丹阳，1950年7月生于上海市。1966年夏在上海初中毕业，恰逢“文革”爆发。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后任营部书记、团政治处、师政治部理论教育和新闻干事。1978年恢复高考后，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在校期间，开始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关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活动。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1985年7月，随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建制划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0年7月，随机构调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任农村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研究员、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1994年6月，被抽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仍保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2000年11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84年因与人合著《农村经济改革的系统考察》、1986年因与人合著《国民经济 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1988年因主持并执笔完成《农村经济改革的中期纲要》， 先后三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一次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三等奖。 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