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完成《江泽民传》后，又接触了更多的中国领导人，并将他们写入新书《中国30年》。上周他来到广东，在相继考察了广州、东莞之后，前天来到了深圳。他说，这里有他最感激的人——前国家科委主任、前国务委员宋健博士，是他的邀请，库恩才得以来到中国，与中国结缘，20日晚上他抽空看望了在深圳的宋健。
此次广东之行的感受，他眼中的中国领导人，库恩会如何作答？面对西方世界的批评之声，库恩有何感想？昨天上午，库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汪洋非常有战略眼光”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30年》有中英文两个不同的版本，两个版本内容有何不同？
库恩：英文版还在最后编辑阶段。我会把广东考察的情况，包括我与汪洋书记、朱小丹书记的见面，都加入这本书里。中文版初稿有些观点出版方作了调整，但不会影响整本书的中心思想。
记：你对哪些广东领导人印象最深刻？
库恩：与汪洋书记见过面后，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我与汪洋书记交谈，发现他对广东的问题有高瞻远瞩的认识，他一方面要解决短期内经济的需求与发展，同时要照顾到中长期的问题，在我看来他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责任。他提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我非常欣赏。
朱小丹对广州长远发展很有远见，关于自主创新举了很多例子，我都非常欣赏。
改变西方对广东的“固有印象”
记：广州深圳一路调研过来，您有何收获？
库恩：广东的重要性，不单因为实力，还有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广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广东目前处于三大趋势的交会点。首先是经济转型。其次是收入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是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给广东带来的压力。
我一直在关注汪洋书记在广东的措施，这次我花一个星期到广东进行国情调查。我调研广东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改变西方世界对于广东的“固有印象”，展示一个全新的广东。
记：西方对于广东有哪些“固有印象”？
库恩：西方媒体认为广东就是为其他企业做贴牌的，附加值很低，工人待遇很差。我这次来到广东看到，与4年前比，工人待遇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广东更加注重创新。
记：这次国情调研，为何选择广东为第一站，行程是如何确定的？
库恩：我来中国20年了，之前一直在北京、上海。2005年我开始广泛的国情调研，走了20多个省、40多个城市。当年我的调研始于广东，因广东是中国的先行者。我认为广东的现状代表了中国很多城市的特点，也能让我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我第二次调研选择从广东开始。我这次考察不同的城市，是我与省委、省政府协调后选择的。
记：如何看待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库恩：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深圳是中心的中心。深圳也应成为未来30年的先行者。未来30年中国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新的形势下实行改革，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现在世界的局势也更加复杂、多元。我认为，中国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解放思想。
介绍中国领导人的个性是最好的方式
记：你曾说采访这些领导人对你的生活影响很大，体现在哪些方面？
库恩：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跟所有深入交谈的这些人几乎都成了朋友。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在中国的导师———前国家科委主任、前国务委员宋健博士，我昨天晚上也去拜访了他，他在深圳。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1989年，在宋健博士的邀请下来中国为科技改革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在所有人中，我要特别感谢他，因为是在他的邀请下，我才来到中国。
记：一个外国人来写中国的领导人，这么多年来很少见，你能做成是什么原因？
库恩：我与中国的领导人交流很多，也很深入，我十分关注他们思想的变化。我没有一个预先的计划，而是坚持将中国向世界做一个真实的介绍，不追求平衡而追求真实。现在的中国，积极面比消极面多得多。同时，在我看来，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领导人的所思所想，他们活生生的个性，他们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全都介绍给世界，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记：通过对中国这么多领导人和人民的采访，您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吗？
库恩：我想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是“中国通”。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丰富也非常多元的国家，这也是我致力于把一个真实、复杂、丰富、多元的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原因。
我在中国进行国情调研，然后以真实的公正的方式介绍给世界。我在介绍时的立场与观点可能在西方不能为人所接受，但我也坚持我的观点。西方对中国的多元与复杂性没有很深刻的认识，我有很大的责任，把丰富多元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江泽民传》首次让西方从中国角度来听中国的声音
记：《江泽民传》这本书中英文两个版本分别在中国和西方读者中有什么不同的反馈？
库恩：《江泽民传》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没任何了解，通过《江泽民传》，他们第一次从中国角度来听中国的声音，让他们读到从未读过的信息和有趣故事。
中国当然存在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成绩。要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我所做的就是通过写作和发言，让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和美国的批评家辩论时，总是说，我获得的都是一手资料，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来的。我能向世界展示一个多元化、丰富的中国形象。如果他们没有获得，就不能说我在撒谎。
还没有谁用介绍领导人来介绍中国
记：是否担心《中国30年》也遇到同样问题？
库恩：《中国30年》这本新书，目前只有中文版。主要是写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包括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国际事务等方面的思想政策，及其对于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有何影响。中国读者看到的是领导人的真实想法，不是枯燥的历史书，而是丰富的故事。
尽管英文版还没出来，但西方媒体已有了强烈的关注。我过去写过30本书，还从没遇见过一本书未出来就吸引了这么大的关注。《纽约时报》、《今日美国》都用了很大的版面介绍，他们认为还没有谁用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方式来介绍中国，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这么丰富的探讨和介绍。
我预料会有很多批评声音，西方很多作者对中国有许多负面评价。现在中国十分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我通过展示一个复杂、多元化的中国，让人们不仅是通过西方负面报道来了解中国，还要撇清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写书不为赚钱完全出于对中国的热爱
记：听说你写的这些书都不赚钱，那你出书和考察的费用从何而来？
库恩：我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不指望出书能赚钱。而且我的版权稿费有50%还将捐给一些NGO组织。我做这些事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于我之前卖公司的资金。
记：你好像不乐意把你与斯诺相提并论。
库恩：我与斯诺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我们都写了中国领导人。美国人对斯诺负面看法比较多，我认为这些看法不完全对。但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这是最大的不同。斯诺所处的时代完全只关注政治问题，而现在是个复杂的时代，既有政治问题，又有经济问题，还有文化问题，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手记
新书感谢第一人：习近平
在深圳专访库恩博士出人意料地顺利，20日深夜11时电话约访，库恩在中国的助手曹磊爽快答应，因次日库恩行程很满，只能在他调研的路上进行。
“So many pretty girls！”专访开头，库恩用一句英语赞美暖场。虽然走过中国20多个省份40多个城市，访问过很多高官，他会的中文并不多。昨天上午他秀过的包括几句有：“准备好了”、“科学发展观”、“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每次现场效果都很好。
清晨8时半从酒店出发，前往华为公司调研，来回车上接受专访，11时半中心书城答深圳媒体问，直到12时半签名售书结束，四小时内年过六旬的库恩几乎没有片刻休息，却始终神采奕奕。下午他调研深圳一个大型企业后还将赶往珠海，他第二次中国国情调研在广东的最后一站。
库恩有很多头衔，新书《中国30年》封面内侧仅罗列他的头衔就用了近400字。他是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他还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一个人怎有精力同时做这么多事？助手曹磊将其归根于库恩与生俱来的热情和求知欲。据说，他从1997年到现在没休过假。
采访库恩，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谨慎。进电梯他一定会站在左边的角落，问题涉及别人时，他的回答绝不得罪具体某个人。在助手翻译的间隙，他常陷入沉思。但谈及他自己时却很坦率。
他新书中感谢的第一个人是习近平，汪洋、朱小丹等领导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他谈话中。他从不吝惜表达对这些领导的欣赏，同时也坚决反驳西方对他美化中国的批评。
库恩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Lawrancekuhn），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美国作家。曾撰写《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等著作。
库恩在花旗集团专职负责跨国公司策划并执行在华战略，包括并购活动。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晓燕 冯悦
摄影：本报记者 郭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