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国”：经济威胁论衍生五个变种
当然，在相德宝的实证研究中，《泰晤士报》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国”。相反，在《泰晤士报》2005年对中国的261篇报道中，有150篇是对中国经济的报道，占到总报道比重的58%。其中“增长”和“经济强国”，成为定义中国经济的两个中心词，常用的修饰词则是“最大的”。
海外公众关注中国经济，发自3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效应。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复活了西方古老的市场神话。你想，要是10亿中国人都喝可口可乐，那将是什么样的经济奇迹！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调查发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在海外意见领袖的印象中，中国国家形象一直在主打“经济牌”。“经济迅猛发展”是目前中国留给海外意见领袖的第一印象(64.2%)。这一结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在国际社会的现实投射。
“中国希望对外表达的，也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我们最希望国际社会看到的是一个综合国力迅猛增长和繁荣昌盛的大国形象，‘崛起’不仅是我们纯朴美好的愿望，也是希望国际社会给与认同的形象。”胡百精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中国积极发展的经济在海外眼中，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成为中国酬庸朋友、惩罚敌人的工具”。如今，中国“经济威胁论”甚至取代“政治威胁论”、“军事威胁论”，成为“中国威胁论”中的主要论调，并由“经济威胁论”衍生出“中国贸易威胁论”“资源能源威胁论”“生态环境威胁论”“人民币汇率操纵论”“中国资本威胁论”五个变种。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2000亿美元……”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持有超过1兆美元的美国国债……”
“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过去四年来，光是中国一个国家，就垫高世界40%的石油需求。为了石油，中国拼命拉拢国际社会避之不及的无赖国家……”
类似于上述这些不实报道，在西方媒体上层出不穷，喧嚣的声浪掩盖了真相。仅就“中国贸易威胁论”而言，谁也不会重视“中国的出口多半是外国企业在大陆设厂，并打上国外品牌生产，大多数利益还是流入外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实情，更不会关注“一个售价2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从中只赚到35美分”的事实。
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的结尾处，法国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还将中国比喻为“大象”。他写道：“20世纪，闯进世界经济瓷器店的只有几只老鼠(日本、韩国等)，他们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而今天，则是一头可能造成惨重损失的大象进入了商店。”
不过，就算没有意识形态的干扰，以“经济中国”为主轴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将面临难题。胡百精解释说：“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属于硬实力建设范畴，是国内外进行资源占有、机会拼抢的结果，归根到底服务、服从于国家利益。中国在经济腾飞基础上的崛起，必然促成全球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再造。‘中国威胁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炮制出来的。”
胡百精分析说，“尽管我们对这些论调可以展开种种辩护、回击，譬如在‘崛起’之前加上‘和平’字样，但始终无法跳出一个悖论：以作为硬实力的经济话语，主导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尴尬
“回看60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遭遇的种种误解，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提示我们，应该及时、准确地调整对外的形象战略。研究表明，国际社会希望接纳的，是一个淡化军事、政治色彩，凸现民族魅力的文化中国形象。”胡百精说。
其实，在世界大国的崛起过程中，以文化维度来塑造国家形象，是一个已被证明的普遍规律。早在1997年，英国企业界在政府支持下，发起以“最酷的不列颠”为主题的英国形象国际宣传活动；1998年，日本政府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法国则于近年提出“文化欧洲”的设想，谋求建立欧洲文化共同体。
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周边地区。如韩国、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汉语热持续高涨，一批海外“孔子学院”开始建立并发展。
但这时候，除了冷战思维导致的“政治中国”困境，以及所谓“经济威胁”营造的“经济中国”困境外，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的第三重困境出现了。那就是由传统文化过度传播、现代中国形象输出不足带来的尴尬。
谈到这，不得不提一个人，张艺谋。
1988年，正是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一举夺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电影“金熊奖”。“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成为不少西方人心中最初的中国印象。而他此后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更为中国的传统与古老定格。
在西方人眼中，“神秘、迷、故事”往往是用来定性中国文化的暗语。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调查显示，“历史源远流长”(52.7%)与“文化神秘莫测”(34.6%)，名列海外公众评价中国形象的前两位。
张艺谋早期乡土气息浓厚的电影，无疑中了西方观众的下怀。而长期以来中国以传统杂技、京剧、民乐表演为主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自然也大受西方观众的欢迎。“(因为)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想像，更多的停留在与西方百年启蒙运动相对的‘乡土社会’之上。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接近与体悟，或是藐视，或是回避。”胡百精分析说。
因此，虽然海外公众更热衷于靠近并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一味投其所好，带来的潜在影响则是中国国家形象始终身陷“传统”“古老”的窠臼。“不少德国观众还是通过奥运会报道，才改变了中国还一穷二白，中国人还穿着统一的蓝布衣服的印象。”德国电视一台的岳衡此前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文化中国。但在过程中要注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均衡，避免出现两者的断裂。”胡百精解释说，2008年北京奥运，提供给中国一次展现现代文明的良机。
有趣的是，同样是张艺谋，20年后，他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却充分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在悠久传统中走向现代的和谐中国。“中国努力让世界借奥运会了解的，以及将来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落脚点，正是这个。”胡百精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