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不到1%，那在你看来，这个成本是中央政府完全承担得起的。
王锡锌：
这个成本不仅是现实的、可承受的，而且也非常必要。
主持人：
必要？
王锡锌：
我们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我们原来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向前推进和发展，需要社会建设的同步。那么社会建设我们今天看到，对于社会低保这一块的支出表面上看起来是投入，但这种投入一方面可以极大的拉动需求，因为用于养老的这一部分如果由政府来承担，其他节余出来的这些资金就可以释放到消费，事实上这比有些人提出的向所有的人发放购物券要公平的多，因为我们把有限的资金用到了刀刃上，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增强信心，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到我老有所养，那么我在平时就可以更放心地去消费。
主持人：
所以如果说这个政策现在就推行，60岁的付达信哪怕仅仅是100块钱到150块钱，按他自己计算的生活标准，他也是能够在当地生存的。
王锡锌：
应该说由政府的不放弃来建立起的这样一个低保的体系，再加上社会和来自公民个人的这样一些救助，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个老人是可以应对的。
主持人：
但刚才记者提到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地感慨，就是付达信用这种抢劫的方式进入监狱，当做是自己向上表达自己生活困难诉求的通道，正常的信访通道不是有吗？
王锡锌：
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诉求，我还是说，一是比较极端，再一个他是代价太大，而且可能是无效的。正常的表达途径我们是存在的，但这样一些途径往往存在着可能程序上的繁琐、回应的迟钝，所以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强调，要问需于民，你要去问，不要一味地等着别人来问你。
主持人：
如果是一味的等会是什么结果？
王锡锌：
一味地等事实上就会将很多人拒之门外。
扶贫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
主持人：
其实我跟王教授刚刚谈到说，在这个事情当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么中央政府在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当中还能作为的空间有多大，我们先来看看政府这个年关应该怎么过？
（播放短片）
解说：
走到哪里，就把养老保障带到哪里，每个人拥有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这些对于我们也许不再遥不可及，社会各界期盼已久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历经14年反复酝酿后，23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半个月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三问口号让人记忆深刻，如今，政府与民共度时坚体现在方方面面。
“富人与穷人结亲戚”，这是重庆武隆县政府想出的新招，22号，重庆武隆县政府开展城乡互动，结亲帮扶活动，让有爱心、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的城市富裕人士与该县农村26个贫困户结为亲戚，在公证机关公正后，双方结亲后互动的时间是三年到五年，帮扶人不仅要捐赠资金，还要担任智囊团，给贫困户脱贫致富，提供智力支持。
画外音：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向全区300多万生活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慰问补助金两亿余元。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六大措施，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
成都市日前在全国率先向困难群体派发消费券，年底全市近38万困难群体及优抚对象每人可领到价值一百元的消费券。
辽宁也通过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出台新的货币补贴措施，来切实解决困难家庭住房难问题。
解说：
元旦来临前，近日，国家发改委还下发通知，节日前适当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价格补贴。风雨同舟，重塑信心，携手共度难关。
如今在很多论坛上都能看到这样的呼吁，在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共度难关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我们大家携手，共同担当。
政府管理的非政府组织难作为
主持人：
片子当中其实强调了社会力量的重要，但是我想很多人看完之后会有一个疑问说，我们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中国的卡耐基好像还一直在路上？
王锡锌
中国的卡耐基可能在路上，可能还刚刚准备上路。那我觉得在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富人现在并不缺少，我们现在财富超过十亿元以上的个人就有106位，财富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就有37万户，那么有人有钱了，有人可能也愿意捐钱了，所以问题在哪里，第一可能是公益组织的成立受到了许多制度上的约束。
主持人：
您指什么？
王锡锌：
主要是社团登记管理制度，我们现在社团登记制度管理主要是采用双重管理，简单的说就是民政部门要来管理，同时还要有一个主管单位，也就是说要找一个婆婆，那么这种婆婆有的时候很难找，有的时候婆婆可能找到了，但她对你管得很多，这样导致了我们的社团发展很慢。
主持人：
我不太理解，慈善机构不是叫非政府组织吗？为什么还一定要政府来管？
王锡锌：
政府来管主要是一种传统的管理思维和控制思维，所以你看很多的组织，像律师协会，像消费者协会其实婆婆的，以至于我们所谓非政府组织成了由政府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
主持人：
这样会有一个什么后果？
王锡锌：
这样的后果就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性、草根性、效率性以及公益性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主持人：
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瓶颈被打破了，那么中国还面临着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
王锡锌：
我想一方面是能力的问题，我刚才说到，我们富翁的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在全世界第二位，所以有这种可能性。第二，这种意愿如何来释放，一方面就是制度上要保障，比如说公益组织的成立应该有更宽松的环境，又比如说对于这些捐款的人在税收方面要有必要的优惠。
主持人：
这个税收不也喊了很多年吗？也有政策吗？
王锡锌：
我们的公益捐助法以及基金管理条例都规定了所谓公益和慈善的捐助，有一个税收紧扣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和我们现行的税收征管的法律之间并没有配套，所以事实上现在的捐助基本上不存在退税的问题。
主持人：
就是政策规定了，但是你捐了之后税还是没退。
王锡锌：
过于原则化，所以无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