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的感情以及性取向，白先勇从来不避嫌公开。早在七、八十年代，他在台湾发表《孽子》、《寂寞的十七岁》等涉及同性恋题材的文章，在那个年代来说，已是踩尽边线的创举。到了1999年，即王国祥逝世后十年，白先勇把这段38年的真挚感情，以悼文形式细细道出。两人的故事，除感动了无数中港台读者，更有不少人认为，白先勇这样将个人感情公诸于世，相对很多“作家”，是个非常勇敢的表现，白先勇真的很“勇”。
为同性恋而骄傲
“从事写作，就要没有任何禁忌，对自己对别人，都应表达心中真实的感情。而且我既为一个完整的人，没必要隐藏自己。”外界问他与王国祥的关系，他坦白表示对方是自己的恋人、是一生的生死之交、是一生中很重要的人，是精神的支持。“他的过世是我人生中最无法挽回的遗憾。”说得比一般异性恋人更义无反顾。
白先勇说，同性恋是天生的，他从小就已经意识到。“很早就觉得自己与人不同，尤其在少年时那阶段，我十分孤立。”“出柜”（注：指承认、暴露身份）对于不少同性恋者是一个很不易过的关口，但对于白先勇：“我从不认为那一件羞耻的事，我反而觉得与众不同，是一种骄傲。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同性恋造成我一种很大的叛逆性。”
因为这种骄傲与叛逆，令白先勇做了很多人家不敢做的好东西。也许亦是同一原因，令到今天香港的艺术界文化界中，一个又一个闯出名堂的，不少都是同性恋者。“其实也不只是香港，全世界也是一样。同志在社会属于少数民族，他们一方面不时受到外间排斥，因此必须对身边事物非常敏感，才能生存。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大接受世俗的道德观，很有一套独特想法。而一位艺术家需要的，正正就是这些条件，使不少同志在艺术方面做到不俗的成绩。但当然，出色的艺术家，也不只限于同性恋者！”
三十八年知心好友
王国祥与白先勇于高中二年级时相识，他们一开始便有一份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白先勇年轻时办文学杂志，长期处于亏本，正在读博士的王国祥每月便把一半奖学金省下来给他接济；白先勇搬到美国圣芭芭拉，王国祥又从宾州跑来，跟他在新房子合力做了一个月的园艺工作。
直至1989年，白先勇形容那是凶年，他家中后园的三棵意大利柏树，即王国祥当初建议种植的三棵柏树，中间那棵，突然焦黄起来。数日后，这株本来风华正茂的长青树，更竟完全坏死。“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祥，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白先勇在《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这样写。
被隔离的童年
曾听不止一个人说，他们不喜欢读白先勇，全因他的文字太悲太血淋淋，与残酷的现实太过相近，教人心里很不舒服。例如《第六只手指》讲他三家姐生病与离世、而《谪仙记》、《玉卿嫂》等，则写“毁人”。而白先勇自己也承认，揭示人类灵的痛苦，就是他的创作动机。“这大概跟我的童年有关。”
白先勇一家有十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八。七岁时，白先勇被诊断出患上了肺结核，需要辍学隔离，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因为生病，我对别人的痛苦格外能感受到，也因为小时候经常一个人，对于那种孤独寂寞感觉，也特别清楚。我想，我是特别同情在感情上失败的人罢，总希望将大家说不出来的痛苦一一写出来。”
白先勇的家庭背景，令得他小小年纪就随父母四处流徙，桂林、重庆、南京、上海，然后来到香港，入读喇沙书院。两后后又再移居台湾，在那里度过了中学和大学生涯。在动荡时代中成长的白先勇，在很年少时已经尝透人间的悲欢离合！然而，对于白先勇来说，人生中第一个最深最痛的打击，却是母亲于他25岁时病逝。其母一直是家庭的强大支柱，她的个性顽强，从不服输，可是最后卧病在床，与死神搏斗数月，却是那么毫无法子。面对第一个亲人、真正自己所爱的人离去，白先勇真正感觉到人生无常。“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一部分。”“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白先勇在文章《蓦然回首》里面，又一次把自己最真实内在情感，赤裸裸地坦露出来。
如此段段不寻常的成长经历，解释了白先勇那样悲悯写实的文字从何而来。然而，这位白老师经常是嘴角带着微笑，语调坦诚轻松地出现在人前，怎样也不像是个终日哀悼人性的悲凉大师。他说“可能我写作时是另一个人，我写的只是人性，不是我。”
白先勇简历：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抗战期间曾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居住，其后来到香港念小学，1952年迁往台湾，入读建国中学及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了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攻读硕士课程 。随后任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 一教二十九年。1994年退休后，他继续定居小城圣塔芭芭拉，寄情种花和写作。期间著作包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孽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