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造血”可能会毁了新疆
《小康》：虽然运力一直是制约新疆煤炭外运的关键，但新疆铁路运输一直存在外运与内运极不平衡的现象，2010年新疆在铁路交通方面有大手笔，几条干线同时在建，这在增加运力的同时，是否会使外运与内运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矛盾？
苏成：新疆铁路运输存在的这个矛盾实际上是结构性矛盾，从新疆运出去的产品，例如煤炭，基本上体积比较大，附加值比较低，但是运进来的，例如芯片，附加值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往外运的时候车还是满的，但是回来以后车反而空了，解决这一矛盾，还要进一步增大铁路运力建设，进一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更重要的是在新疆发展过程中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这才是根本。
《小康》：在首次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上，国务院为新疆打开了诸多盏“绿灯”，以提高新疆的自我造血能力。在提高自我造血能力方面，各位专家对新疆的长远考虑与规划有何建议？
吐尔文江：对于“输血”和“造血”，我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盲目强调“造血”，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新疆的财政收入增幅约为20%左右，但需要吃“财政饭”的人口基数很大，目前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这个基数有可能还要扩大。“造血”的前提是一个地方能满足财政供给的需求，而在新疆很多地方，凡是财政能够自给的县市，基本上都属于资源县市。
没有发现资源的地域就只能依靠传统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但这些都不太可能让人致富，因此几乎没办法做到财政自给。几年前，我国就已全面取消农业税，从内地的经验看，从事这个产业必须要借助工业，但是新疆的三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乡镇企业等的发育都极其薄弱，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很少，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税收。
各个地方的生态环境也不同，如果片面地发展工业，可能有些地方最后不仅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却把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彻底毁掉了，所以不能要求每个地方经过5年或者10年的发展后，都能大幅提高自我造血功能。
对于新疆的很多地方而言，还是要依靠国家的支持寻求发展，但不能把这些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一种输血。当地要想自我造血，必然要考虑用什么来造血的问题，这和区位也有很大关系，在乌鲁木齐建造工厂还可以考虑，但是在南疆就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输血”还是“造血”，都要结合新疆实际科学考虑的，不能盲目追求。
资源税调整空间还很大
《小康》：资源税费改革率先在新疆实施，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对资源大省新疆来说意义何在？
周潇：很少有一项改革能在新疆率先推广，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新疆是能源资源的富集区、战略储备区，此次资源税费改革政策率先在新疆推开，应该再合适不过了，国家肯定有战略性考虑。
新疆多年来也在寻求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且推行了优势资源转换战略，但任何经济资源的价值都是通过价格来体现的，资源税从量计征，不和市场价格接轨，就不能真正体现新疆在资源、能源方面的价值，也不可能把这个优势真正转变为经济优势，然后让我们本地借助它来得到发展，得到民生的改善。所以我认为这个改革的意义非常大。
《小康》：在“一片喊低”的声音中，最后资源税率还是定为了5%。各位专家认为资源税为何定得比较低？以后是否还有调整的可能？
苏成：我认为资源税以后还有调整的可能，但有一点必须形成共识，同样是资源税，咱们国家和外国实行的制度却是不一样的，这种财政转移的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咱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的是先集中财力，然后再进行分配的模式，中央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新疆进行扶持和帮助，实际上就弥补了新疆在资源税方面和其他国家的差距。
周潇：既然它是一项改革，就会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也会有逐步推开和探索的过程，今后调整税率的空间还很大。
“国家大动员”下的十九省市援疆
从1997年至今的13年里，374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援疆干部像“随风潜入夜”的春雨一样，无声地洒落在南北疆的很多地方，现在第七批援疆干部2600余人即将启程
文｜《小康》记者 刘彦昆 北京报道
《小康》记者见到张叶飞的这天，他即将踏上从首都北京返回边疆伊犁的旅程。张叶飞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委书记，2008年“带着英雄情结”从家乡无锡奔波了一天来到这个边境县城，成为“第六批”援疆干部的一员。
而这次到北京，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向参加援疆干部培训班的“第七批”援疆干部讲述两年来的心得和体验。
援疆干部培训班在京“高规格”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等一并出席开班式，为学员们讲课的大都是高级官员。
苏南干部到边疆
张叶飞到霍城县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缮供暖管道。与当地群众座谈的时候，有人说：“你们南方干部不知道暖气的重要性，管道常年失修，早上老人和孩子不敢爬出被窝，到了晚上大家只能裹着棉袄被子看电视。”还有群众到县委上访，打出一个标语：“请党委政府给些温暖”，这让张叶飞心里很不好受，他也有些矛盾，别人盖楼修路，政绩摆在明处，而他却要花2000万做“地下工程”，最终他还是决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供暖管道维修工程大功告成，老百姓敲锣打鼓来送锦旗，张叶飞对他们说，为大家送暖气的不是我，而是总书记。
张叶飞在援疆干部培训班分享了这段经历，可是讲到故事的结尾，大家哄堂大笑。张叶飞说，我们在内地讲一些“拔高”的话大家会认为是“作秀”，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群众会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援疆干部就像桥梁，他感到有责任让边疆地区的人们感受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温暖。
张叶飞到霍城县任职有些偶然。无锡市原本要选派一位年龄偏大的政法系统干部到新疆任职，可是几经商讨，最终决定选派一位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张叶飞其时是无锡市9个区委书记里最年轻的一位，成为不二人选。张叶飞在出差的路上被叫回，三天后就整装出发，这位熟悉基层工作的苏南干部此前从未到过新疆。
从2002年第四批援疆工作开始，张叶飞任职的伊犁州霍城县，实行了“援疆干部担任县(市)委书记”试点，由江苏省对口承担，同时列入试点的还有哈密地区哈密市。张叶飞不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去的，他带去了一个领导班子，霍城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财政局局长、经贸局局长、规划局局长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都是无锡干部。
2005年第五批援疆干部到来后，试点的范围又扩大到喀什地区的疏勒县、克州阿图什市及和田地区的和田市。据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向《小康》提供的资料显示，2009年，试点的5个县市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6.8%，其中最高达45.7%；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55.6%，其中最高达92.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增长31.7%，其中最高达71%。对此，自治区主管部门的评价是“更好地发挥援疆干部的聪明才智和援疆工作的示范带头作用”，“受到了新疆各级组织的充分肯定和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广泛拥护。”
13年3749人进疆
隔着遥远的地理和心理距离，内地的人们对新疆充满了误解和想象。山东援疆干部刚到新疆时，家人在他们的行囊里装上了方便面、榨菜和洗衣粉等日用品，怕他们到了新疆什么也买不上。去内地上学的古丽们，总是被问：你们是骑着马上学吗？——他们无法想象新疆的城市。
但是来到新疆之后，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天地。
自治区组织部援疆办主任石岗说，有一个浙江的援疆干部，当时在墨玉县当副书记，现在回去之后当市长，他现在每年都组织一个团回到墨玉区继续做贡献。他说：“我每回来一次都是对自己的一次心灵的洗涤，再重新受一次教育。”
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明平向本刊介绍，199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新疆维稳工作并下发了会议纪要，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选派内地优秀干部进疆工作。1997年2月中旬，第一批援疆干部选派进疆。13年以来，共有3749名干部分六个批次被选派进疆。
这种人才支援，最开始叫干部进疆，叫调干。后来逐步推到援疆，选派规模逐批扩大，参与的省市和单位不断增加，第一批参与援疆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和江苏8省市，到2005年第五批援疆，扩大到14个省市和15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2008年第六批援疆时，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由第一批的14个增加到90多个。援疆工作也从最初单纯的干部支援逐步发展到全面、全方位的对口支援。
石岗说，最受欢迎的是医生、老师。“喀什二中是一个汉语中学，全地区就这么一个，升学率很低。后面通过山东的援疆干部派老师来，大大提高了升学率。有一次山东的老师要调干，但是没到高考，家长就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信，不让老师走。”
这些援疆干部到来以后，努力为受援地区争取项目资金支持，13年来累计向新疆无偿援助资金物资折合近43亿元。但是在张明平看来，“钱的问题不是最重要”，援疆干部带来了内地好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他们与新疆当地干部的双向交流也很重要。
张叶飞初到霍城时感受到，当地干部一方面维稳的意识很强，但是另一方面搞经济“等、靠、要”的依赖性也很重，还有不少消极情绪，对地方的发展没有信心。无锡的干部给大家讲苏南地区的发展历程，把专家学者请到霍城县讲课，并且前后送出去2000多名当地干部到内地考察学习。
让张叶飞感到棘手的另一个问题是技术人才的短缺：搞大棚，全县只有一个人懂大棚技术；搞林果业，懂林果技术的也只有一个人；到医院就诊，腹部以上的手术都做不了……于是无锡市不仅为霍城县派出了领导干部，还派出了很多专业技术人才，例如派出医生以7人为一个批次，在霍城县工作10个月，现在已经有四个批次，这些医生为当地医疗状况的改善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过，也有人在担忧援疆干部的安全问题。山东援疆干部、喀什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曾晓黎说“7·5”事件后，从山东返疆的干部让家人很担心，问他们回去后政府会不会给每个人都佩上枪，“在那么危险的地方要没有枪该怎么办？”
第六批援疆干部初到喀什时，此前的担心一扫而空，喀什以大大出乎他们想象的美丽安详展现在他们眼前。那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四处鲜花绿地的喀什很迷人。只是几天后，就发生了“8·4”暴力袭警案和“8·12”、“8·27”暴力恐怖案件。如今的曾晓黎再说起这些事件时平静淡然，但当时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震动可想而知。
处在地震带上的南疆，还动辄以小地震“欢迎”远来的援疆客人。一次4点多级的地震，把所有的援疆干部都惊醒了，从楼上跑到楼下聚在一起。一个山东来的女干部泪流满面，整夜再也不敢上楼睡觉——这是个让人又怕又爱的地方。
在援疆干部为新疆自治区发展做出努力的同时，自治区也在努力改善这些干部的生活条件。张明平告诉《小康》记者，自治区建立了援疆干部交流服务中心；自治区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对援疆干部在疆就医实报实销；第六批援疆干部基本实现“一人一套住房”。
“哭穷”的北京干部
比起第六批援疆干部，李革华2001年去克尔克孜自治州任副州长的时候，条件要艰苦许多。刚开始李革华住了一个月宾馆，条件没法跟内地比，老鼠在宾馆里到处乱窜。后来他被安顿到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银行宿舍，军分区的司令员把他拉到军区食堂解决伙食。从广电总局的岗位上到新疆最贫困的地区任职，李革华适应得很快，他说：“比起那些贫困牧民，一个州里领导的日子艰苦不到哪去。”
李革华不是计划内的援疆干部，他本来要被派到甘肃援助西部地区工作。可是那年“9·11”发生后，形势发生变化，原定援助西部地区的200名干部被抽调了15人派往新疆，李革华出发的时候还有些紧张感。到当地以后，他又感到压力。他说，当地领导很期待援疆干部带来资金和项目，“幸好在内地认识一些朋友”，他拉来了投资建卫生院、养殖场，赞助福利学校。他也常回北京到一些部委单位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受委屈的时候也不少。
一次去某部委，一位科长还没等他开腔劈头盖脸来了一句：“你不就是来哭穷的吗？”李革华很生气，立马和对方拍了桌子。说起这些往事，最让李革华难过的不是自己受侮辱，而是内地很多人不了解边远地区的真实状况，也不理解在这些贫困地区要做点事情有多难。
2003年底，李革华回到了北京。几年后再回忆这段援疆经历，他说，去的时候感到是援助别人，其实援疆干部才是收获最多的人。在克州的生活很丰富，他从此对生存与发展的理解也不同了。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第六批援疆干部张叶飞，进疆第三天，当地干部带张叶飞去看边境线，他激动极了，祖国的概念清晰起来。他对《小康》记者说，到过新疆才看到了完整的中国。
